在不同的時空裡，同一種典範，完全可能獲致完全相反的評價；因此，人們評價事務，必須回到當時的時空環境；以今日之是評價昨日之非，並非不可，但必須非常謹慎。那些個缺乏時空現實感的人評價事務，很容易獲得一種淺薄，甚或是荒謬的結論。
藍綠雙方應用的典範差距太大，無法有效溝通
在典範的視角下，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藍綠群眾爭執的根本源頭，乃在於雙方應用的典範不同，致使藍綠群眾對某一件事情，獲致了不同的認識結果。也因為如此，藍綠群眾間的溝通，經常陷入雞同鴨講。
實際上，由於雙方應用的典範差距太大，藍綠群眾間要進行有效溝通，極為困難；因為溝通的過程，要相互理解，甚至某程度的認同度方所持觀點，這就會進入一種「典範妥協」過程。妥協較多的一方，會感覺失去更多利益，有時候失去的不只是情感利益，甚至就是物質利益。
兩岸關係亦復如是，在缺乏共同典範的前提下，小確幸與民主自由，很難對大國崛起面臨的挑戰與心境產生共情。典範差異造成的國際關係問題，亦十分普遍，全世界各文明（文化）之間之所以衝突不斷，多源於此。
一個政黨若想要取得執政資格，或是維持住執政地位，必須根據其所處社會的主體文化，來決定處理事務所當應用的典範；若非如此，該政黨必將因對所處社會的把握失準，而長期陷執政或競爭困境。
台灣仍是道道地地的中國南方華人社會
我們就以台灣解嚴後幾十年的政治活動為例，台灣社會迄今仍遠不是公民社會，而是道道地地的華人（以中國南方為主流）社會。
中國南方社會，因為歷史與地形等原因，農村多為同姓集居，村民共同生活，團結禦敵。閩南鄉下到處建有土樓，為的是抵禦近鄰劫掠，而絕不是防範遠道從北方來的土匪（其時交通不便，除非遇上改朝換代，盜賊多在方圓數百里之內出沒）。
在南方的農村里，凡非本姓者，均為外來戶。外來戶絕不可能在本村立足，更不要妄想有什麼發言權或影響力。外來戶的女性尚可選擇嫁入本姓農戶，融入農村；但是外來戶的男性除非入贅，只要有選擇機會，必然會（理性決定：他也只能這麼選擇）離開該農村。
台灣在進入所謂的民主時代後，西方發明的民主政治制度，長期淪為各種利益的分配工具；西方民主制度所蘊含的核心價值，雖然也一定程度的暈染了台灣人的思維方式，但是尚未成為台灣人的共同典範。
民進黨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對台灣人描述的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願景，實際奉行的卻是中國南方農村的基本運作模式。民進黨的各個派系，就像是一個又一個閩南農村，農村先是內部競爭，選出頭人；之後再與其他農村競爭，選出更大的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