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知自己是2014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似乎沒有特別興奮之情，還說道：「做學問的人不能被名利權勢所絆」，「不能靠獲獎承認自己」，但他仍高度推崇設立唐獎的前瞻性。
美國新澤西的6月天，天氣微涼，中央社記者往訪拜見，一壼茶、一本書、一個習慣的姿勢，看到名貫中外的國際史學大師余英時深居簡出的家居生活。余英時32歲取得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一生任教於半數長春藤盟校，前後長達約40年，他獲得多所知名學府榮譽博士學位，44歲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早在1953年，也就是自香港新亞書院畢業後隔年開始發表著作，迄今完成近60本中英文著作，400多篇論文，從「論天人之際」、「重尋胡適歷程」、「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五四新論」再到「歷史與思想」，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
2006年，以其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及文化史的精湛研究，及具有開創性角色，獲頒素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奠定余英時崇高的國際學術地位。
在距離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10分鐘車程的小徑裡，我們從前院寫著YU的門牌，很快找到大師從1987年任教以來居住的寓所，滿屋子的書及各式字畫。環境清幽，群樹圍繞，後院還有一大片竹林，提供這位一代史學大師研究學問最佳處所。
自2001年卸下教職10餘年來，淡出公眾生活，「看書、做研究」依舊是余英時最佳寫照，但更多了一份對文化及政治的關心，有時發而為文，層面也由學術擴展到時事，更關注兩岸民主運動！
對余英時來說，觀察與評論兩岸政治，並不實際參與政治，一直以來即自喻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出發點仍基於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
雖然沒有真正在台灣「定居」過一天，但談起兩岸議題，似乎看到一位大史學家至性至情的一面。他特別問及太陽花學運反「服務貿易協議」與台灣民主運動的關係。
喝著台灣全祥茶莊的西湖龍井茶，余英時提高了嗓門說，中華民國政府跟中共打交道要有原則，不要怕中共，要保持民主自由價值觀。「要警覺中共的背後意涵，之前國共已有3次交手失敗經驗，絕對不能大意」。
余英時指出，中國有歷史以來，哪有朝代像中華民國在台灣一樣，可以依選舉產生自己的總統、國會議員，「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絕對要加以珍惜。中國共產黨做得到嗎？
他批判毛澤東的「搞文革、破四舊」，中共對人沒有半點同情，順我者昌、逆我則亡。中國六四異議份子「只是關起門來談談話，根本不妨礙政權」，就被關起來。可見中共對其政權多麼沒有信心。「這種情形在皇帝時代也沒有人這樣裝狠的」。
余英時在兩岸學術圈的朋友很多，但他感覺中共很擔心，大概怕他影響中國學者的思維。事實上，對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包括劉賓雁、蘇曉康、孔捷生、陳奎德、阮銘、遠志明、張郎郎、張伯笠和白夢等人來說，「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他們人生旅途中最難忘的驛站和庇護所，而余英時夫婦的催生功不可沒。
談到最近六四事件25周年，余英時說，香港18萬人站出來，是最多的一次，當中有香港人，更有中國人，為什麼？中共在香港採行的「一國兩治」，是做給台灣看的，目的很清楚！
（原文刊登於2014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