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特別條例通過後，即有法界人士提出警告，第7條規定空白授權，恐讓指揮官享有極大的權力，為所欲為，無所顧忌；在全面架空法律保留的情況下，難保威權復辟不會重現，讓人不禁聯想到昔日威權時代警備總部的情景。
這些擔憂，果不其然，在指揮官握有大權後被一一驗證。無論是實施邊境管制、口罩配給、限制陸籍人士（學生、配偶、子女）入臺、手機疫調、檢疫隔離、經費補助…等事項，到近來眾所關注的醫療資源和疫苗採購、分配、接種順序之政策措施，全由指揮官陳時中一人拍板定案，根本無視於廣大民意和地方訴求，更別說其中有些防疫舉措夾雜著政治算計與族群仇恨，製造更多侵害人權問題與社會對立。
大概也只有臺灣，會容許一個臨時編制的行政官員─「疫情指揮官」握有全民的生死與自由控制大權，架空立法院和其他部會機關了，這在法治健全的國家，殊難想像。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為防範行政權力濫用，會運用權力分立與制衡機制，透過行政權以外的其他重要國家權力，如立法權和司法權（我國採五權分立制，另加上考試權和監察權），來節制行政部門擴權和濫權。
以德國為例，因應這次新冠疫情，德國聯邦政府除了修訂傳染病防治法等數項法律外，另新增訂數十項法規命令，幾乎每一項影響人民自由和權利的防疫措施，均有清楚的法源依據，明訂於法律或授權法規之中。像是臺灣疫苗接種排序和施打等亂象，在德國不會出現，因為此已清楚明訂於「新冠疫苗接種辦法」（Coronavirus-Impfverordnung）中了，絕不是由德國健康部部長自己說的算。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乃是憲政民主國家的根基，無論是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均應謹守各自職權分際，不得僭越其他權力機關之重要本質性權力。是以，立法機關受選民託付，其天職乃是維護人民權利、監督行政部門和制衡行政權；而行政部門則須依法行政，遵守法律保留原則，不能擅自或擴權採取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權利之措施。只有立法機關才可以決定是否有設限之必要和該如何設限，行政機關應只扮演執行法令的角色。
反觀當前臺灣政府運作，是行政權獨大、立法權唱和，其他司法、監察和考試等三權，不過只是無關緊要的道具，根本發揮不了制衡作用。尤其當前立法院執政黨立委席次佔多數，在執政黨立委優勢主導之下，立法院儼然成了行政院立法局，既制訂不了優質法律，也監督不了無法無天的疫情指揮官，成為唯命是從、貫徹行政權意志的執行者。縱有少數幾位在野黨立委看不下去、氣得跺腳，但形勢比人強，又沒有反制戰術，只能被牽著鼻子走。此外還有搞不清楚自己身份職權，彎腰恭迎疫情指揮官的立委哈巴狗，腦袋裡毫無民主法治的基本素養，丟盡民意代表的臉。
行筆至此，回到前文，是誰放任疫情指揮官無法無天，造成現在臺灣防疫困境？答案不攻自破，最該檢討的就是立法院。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