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公開一切，受害者不會知道當年舉發他的是同學、不會知道這些、不會知道自己被關進去的原因是為什麼，他真的沒有要顛覆國家……」儘管電影結尾主角並沒有得到一句真心誠意的「對不起」，同學仍不覺得自己做錯，只說「如果你需要道歉的話，我可以跟你說對不起」，但鄭嘉瑩強調，「公開一切」是和解的開端。
Feindberührung Trailer (Enemy Engagement) from Trufflepig Films on Vimeo.
鄭嘉瑩指出，目前台灣某些民眾想像的轉型正義，認為只要「賠償」、「錢搞定就好」，這是一大問題：「站在未來來看，下一代會覺得我們不負責，有些事情不是受害者而已，加害者的故事、檔案還在、資料還在，應該要公佈。」
「加害者都有名字不是數字，台灣我們都叫人家『抓耙子』，但人家有名有姓，這些人可能現在都在政府機關位高權重……我們都說要搶救受害者、死了故事就沒了，那加害者呢？也許這些人還很年輕，才4、50歲，要不要從他們身上挖出一些故事跟值得思考的問題？」鄭嘉瑩強調。
「面對過去很難看沒錯，但不回頭，無法知道你來自哪裡、過去在哪」
鄭嘉瑩坦承，要調查加害者並不是容易的事，第一問題在於許多加害者還在體制裡，「行政單位回去查自己過去40年前的事情，你有多少勇氣？你能切開嗎？你可能是曾經的執行者，只是你今天不是執行者」；此外，過去檔案保存不完備、連相關檔案在哪都不知道、即便知道也未必能取得，亦是大問題，但若要與過去和解，「加害者」是不可或缺的一塊：
「台灣會說『過了就過了』，或是說『清算人家好殘忍』，但如果不做的話就什麼都沒有，永遠一定會有人去提說少了什麼什麼，例如抓耙子，例如單位不小心漂白了，難道大家都不在乎嗎？那我們賠這麼多幹嘛？把《促轉條例》廢了不就好了？」
鄭嘉瑩感嘆，日前韓國電影《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爆紅，台灣不是沒有這樣的故事，但往往只能羨慕人家能做到，問題出在對過去整理不足：「從根到本像蓋房子，從地基到大樓你都沒有，那怎麼跑出一棟101？」
「面對過去很難看沒錯，但不回頭，無法知道你來自哪裡、過去在哪。」鄭嘉瑩強調，檢討過去不嫌晚，許多國家都是在民主轉型後2、30年才開始面對，「沒有大家想得那麼早，都有一個陣痛期在」，而給出真相以後，台灣才可以在未來去找一種價值共識，而不只是「在教科書上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