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火炬，是由東京的臺灣留學生點燃，但點燃以後，這把火炬便在島內持續地傳遞。
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因一面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一面受到世界性民族自決浪潮的洗禮，一面又受到日本本土民本思想的薰陶，乃自覺的產生發憤之情，而臺灣現狀鮮明的殖民地政策，以及朝鮮「三一」事件的刺激，更使他們的發憤之情變而為具體行動；一九一九年末，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先後有聲應會、啟發會的組織，一九二○年一月十一日，更成立在臺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新民會。
促成新民會的靈魂人物是蔡惠如，他是當時東京臺灣留學生的真正領導者。依大學「作新民」之義，蔡惠如將新團體取名為新民會，新民會即是在他東京寓所成立，成立大會當天，一致推選蔡惠如為首任會長，他極力謙辭，推舉林獻堂代己，但由於與會會員的熱烈要求，蔡惠如應允暫代會長，一直到同年十二月林獻堂同意接任會長一職，從此可看出蔡惠如的胸襟。
幾乎清一色由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目的在「研討臺灣所有應予革新的事項，以圖謀文化的向上」，其所決定的三個行動目標之一—「為擴大宣傳主張，啟發島民並廣結同志，發行機關雜誌」—正是《臺灣青年》發行的由來。
但當時的留學生大都精神力量有餘，物質力量不足，創辦刊物所需的經費，一時便成為主要問題。同年三月，蔡惠如來到東京，他聽了林呈祿的「嘆述」以後，對於新民會創辦雜誌所需的資金，也在他離開東西前往北京時，悄悄地從身上取出一千五百元交給林呈祿說：「你們可將此款充作創刊之費，雖是發刊一、二號亦定要實行。」這「一千五百元」便成為催生《臺灣青年》的東風。
《臺灣青年》的出現，在當時不僅集合臺灣優秀青年於一爐，也成為「先覺者」在剛推動抗日運動時的主要發言園地；尤其可貴的是，從《臺灣青年》、《臺灣》一直到民眾黨成立以前的《臺灣民報》，始終維持著一貫精神：此即一面既代表著「社會之木鐸」，一面又成為絕大多數被壓迫臺灣人的「慈悲筏」。基於此種關係，從歷史觀點言，蔡惠如的一千五百元，在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史上，實具有深刻的意義。
議會請願運動
主要由東京臺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決定的三個目標之一──「為增進臺灣同胞幸福，開始臺灣統治的改革運動」，這項目標的具體表現，便是臺灣議會請願運動。
非常有趣地，議會請願運動的主要法理依據，正是「六三」法案所持的，即臺灣的特殊性。因臺灣具有「特殊性」，議會請願運動的主張者便要求日本，應在臺灣設置民選的特別議會，以協贊臺灣的特別立法及特別預算。此項理論的主要闡釋者為林呈祿，代表作為〈六三問題之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