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請願運動的方式，是經由「和日本中央權要結識，獲得日本朝野的同情，藉其力量牽制總督府施政，以期緩和他們壓力。」這種方式亦即梁啟超告訴林獻堂的「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的方式。
議會請願運動從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第一次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最後一次郵寄貴族院止，前後歷時十四年，經過十五次的請願。由於議會請願運動代表臺灣近代非武裝實際抗日運動的開端，在剛發動時，儘管簽署人數不多，卻頗能帶動民氣。第三次請願時，又出現臺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在日本帝國首都上空，空飄支持請願運動傳單的壯舉（註）。及至治警事件發生，蔣渭水等人入獄出來以後，民氣愈為激昂，其具體的例證，便是第六次請願委員回臺時受到熱烈的歡迎，以及第七次請願運動的達於高潮。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分裂，在新文協影響下，東京的部分臺灣留學生及團體，從第九次起開始反對議會請願運動，自是爾後，該項請願便以簡單的茶會，或單獨請願，甚或郵寄方式代替以前宣傳的場面。一九三四年九月，林獻堂等人更在發表〈臺灣統治意見書〉及〈請願運動停止聲明書〉後，宣告結束議會請願運動。
議會請願運動的習慣做法大致是：發動簽署──設宴壯行──上東京──遊行市區──招待各界──向帝國議會請願，這種做法雖一時頗能惹人注目，但一成不變的結果，卻也可能使運動流於形式主義，甚至走向商業化；及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已發展成為大眾運動時，這種簡單的請願方式，以及如矢內原忠雄說的：「只是每年多了一、二段（帝國議會）的速記紀錄而已」的結果，當然無法滿足已被帶動的大眾運動的要求，因之議會請願運動最後不能不自行收場，實與大勢所趨有關。不過隨著議會請願運動的發展，也喚醒臺灣同胞的政治意識與民族意識，並打破有意將臺灣造成「白色鐵幕」的總督府的封鎖，更增加參與者的「心智鍛鍊」與信心──而這些都有助於臺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的繼續向前推展。所以，議會請願運動就現實意義而言雖然失敗，但就歷史意義而言，在臺灣近代黎明期啟蒙運動的過程上，仍有其一定程度的貢獻。
＊作者曾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促轉會主委，現任臺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兩個太陽的臺灣：臺灣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狂飆年代》（增訂新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