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臺謀而不忠乎？與六三戰而不勇乎？行不健乎？
子曰：六三者，能生人，能殺人。
子曰：酷矣，六三也；傷也，吾不復言西庵（按：指西來庵事件）。
子曰：六三之存不可防也，一則以恐，一則以懼。
子曰：朝撤廢，夕死可矣。
子曰：六三之為虐也，其至矣乎，民鮮不怨矣。
第一層次的爭論──撤廢六三法抑要求臺灣自治
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火炬，是由日本本土的臺灣留學生首先點燃。日本本土的臺灣留學生，一面受到中國五四愛國運動的衝激，一面受到日本本土民本思想的薰陶，一面更受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性民族自決浪潮的洗禮，當他們放眼臺灣島內落伍的殖民現狀，奮發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及至轟動國際要求朝鮮獨立的「三一」事件發生，更使他們由奮發之情一變而為實際行動。一九一九年末，在日本本土的臺灣留學生先後有聲應會、啟發會的組織，一九二○年一月更成立在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新民會。新民會的目的是為「研討臺灣所有應予革新的事項，以圖謀文化的向上」，其中決定的行動目標之一，就是為「增進臺灣同胞幸福，開始臺灣統治的改革運動」。
當留日的臺灣留學生，「為增進臺灣同胞幸福」，決定「開始臺灣統治的改革運動」時，臺灣島內卻仍在六三法的枷鎖統治之下，所以在運動初期，留日的臺灣留學生不僅對六三法公然抨擊，更進而公開要求撤廢法律第六十三號。
但六三法所以能特別立法，除了基於「緊急處分之必要」考慮外，便是承認臺灣的特殊性。而當全世界性的民族自決浪潮，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已瓦解四個帝國（奧匈、土耳其、俄羅斯以及德意志帝國），出現六個民族國家（波蘭、捷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及芬蘭），且更由歐洲的力行，漸向世界各地，包括亞洲的印度與中國推進時，臺灣是否應捨撤廢六三法運動，而依六三法所承認臺灣的特殊性，進而要求臺灣自治，便成為留日的臺灣留學生在運動初期最主要的內部爭論。
在此一爭論的過程上，影響以後運動方向發展最具關鍵的人，便是當時留日學生之中，對殖民地政策最有研究的林呈祿。他在有名的〈六三問題之運命〉一文裏，這樣寫道：「所謂六三問題者，畢竟不過日本帝國，對於有特殊事情之臺灣，應施行之法律，其當在帝國議會制訂之耶，或當委任行政機關之總督，而使之制訂耶之爭論而已。至對新領土之臺灣，其當施行真正之立憲法治制度，及當如何擁護伸長臺灣住民之權利與義務問題，則尚未涉及焉。茲二十五年來沉默於日本帝國統治下之吾等島民，處歐洲大戰後，列國之內治外交正在大行刷新改造之今日，為永保東洋之平和計，覺有究明此六三問題解決點之必要焉。」為了「究明此六三問題解決點之必要」，林呈祿認為應承認臺灣的特殊性：「今者帝國之統治根本方針，尚非吾人所得知，唯由實際上觀察之，則吾人聊與從來政府之所疑相同，有舊歷史，有特殊之民情風俗習慣，有固有之思想文化之現在臺灣三百五十萬漢民族，果能使其與內地大和民族，在純然同一制度之下統治之耶否耶，是不能無疑問者也。」據此林呈祿下結論說：「六三問題之解決，由純理上考之，固有將來撤廢臺灣之特別統治，而在帝國議會為同一立法之理；然由實際上觀之，則以為不可不寧更進一步，而使設臺灣之特別代議機關，以行特別立法者也。」林呈祿稱「臺灣之特別立法，當達到無論其為居住臺灣之內地人（按：指日本人）與本島人，均以由在該地方有利害關係之住民所公選之代表者，以組織特別代議機關。」林呈祿並稱這才是「真正自治之方式」，亦為「最進步之殖民地統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