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哈維爾以寓言的形式來呈現這名蔬果販的故事。標語海報是跟著洋蔥和胡蘿蔔從企業總部送到我們的蔬果販子手上的。他將它們掛進櫥窗裡，只因為他多年來一直是這樣做
的，因為每個人都這樣做，也因為事情就是要這樣做。如果他拒絕，他就可能惹上麻煩。他可能因為沒有適當裝飾他的櫥窗做的成千上萬件事情之一（Havel 2018: 359）。
那個標語就是一個訊息，它「上傳給那名蔬果販子的上級，同時也是一個盾牌，保護他免受潛在告密者的傷害。因此那個標語的真正意義深深地根植於那名蔬果販子的生存中。它反映了他的切身利益」。它是個「至少在其文本表面表明了一種無私信念的符號」，但它「幫助向這名蔬果販子隱瞞他那低落的服從基礎，同時也掩蓋了他那低落的權力基礎」（359）。基本上這就是哈維爾對這名被視為普通公民代表的蔬果販子的描述。正如它的實際意涵，這對哈維爾是很清楚的：當這名蔬果販子不再擺出標語並開始說出自己的真心話時，他將開始「生活在真理中」，而整個體制也將從內部開始崩潰。
雖然我是這篇文章的長期欣賞者，但我同意奧斯特對它的尖銳批評（Ost 2018）。奧斯特寫到，哈維爾「從未給予這名蔬果商人一個應得的評價」（304）；實際上，他是用一種施恩俯就的居高臨下姿態來描述他。此外，它「犯了道德錯誤，將責任推給最弱勢的人」，而且還「犯了政治上的謬誤：國家社會主義不是因為一般人不再行禮如儀而垮台，而是當社運人士組織的運動強大到足以爭取到那些謹慎的循規蹈矩者並將他們改變時才垮台的」（302）。
蔬果販子是缺乏資源的人之一。他接近史考特所描繪的一個接近當代的例子，他描述了這類人通常如何透過迴避正面衝突來抵抗權力、以用欺騙和裝糊塗的方式來維護自己尊嚴。蔬果販子櫥窗裡的標語就是他對史考特所謂「公開文本」的貢而被訓斥一頓；有人甚至會指責他不忠黨愛國。他這樣做是因為一個人想要生活下去就必須要做這些事。就像他們說的，想要保證擁有一個「與社會和諧共處的」相對平靜生活，這是要獻。確實，奧斯特自己就引用了史考特的著作，並觀察到「缺乏資源者可以生活在真理中，同時盡責地在牆上掛上海報」、「玩一個只是表面上接受國家社會主義的遊戲」（306）（正如捷克工廠工人有時也會成功玩遊戲，得到薪資和勞動條件的改善）。這是個人們普遍在玩的「表面工夫」遊戲，就是所有人都假裝遵守官方的那一套。哈維爾那種「生活在真理中」的公開方式是「知識份子的抵抗方式、剛冒出頭的反對派的抵抗方式，是那些有資源可以部署的人在自我防禦時的抵抗方式」（303）。關鍵是，東歐到了1970 年代時，由自願公民－主體同意權力支配的年代早已過去，「異議份子」這個廣為西方記者和評論家所喜愛的標籤帶有誤導性，因為它指稱的是那些大膽或魯莽到敢大聲說出每個人都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的人。但根本沒有人真正相信那套遊戲了：當每個人都在日常生活中將支配體系的結構、機制和受益者視為理所當然時，沒有人會在這套支配體系中被愚弄。每個人都將權力及其執行機制—權力的第一和第二張「臉孔」，看得清清楚楚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