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家阿爾伯特．赫緒曼的精典之作《叛離、抗議與忠誠》中，談到個人對組織(企業、國家)不滿時，通常可以採取叛離與抗議兩種手段，這不但和個人的自由有關，也可能因為個人的行動而刺激組織改進；不過，新冠疫苗在台灣是獨門生意，全由政府包辦，因此人民除了有能力到國外打疫苗外，全無叛離的空間；既無法叛離，人民只能採取抗議手段、要求政府改絃更張；就高端疫苗這個決策而言，人民顯然是無力的，《叛離、抗議與忠誠》成書50年後的今天，人民有權抗議政府不當政策議，已被視為是民主社會重要的一環，還記得台北地院對太陽花運動衝入立法院一審判無罪，當時判決的依據就是「公民不服從」；不過，針對疫苗政策失策，台灣公民社團其實是蒼白無力，除了中研院院士陳培哲直指高端爭議外，作為重要公民團體指標的科學社群幾乎無人發聲，正因為黨派意識已深入各公民團體骨髓，少數的抗議聲音不是被忽視就是遭到扭曲。
人民被迫用欺暪對抗國家 傷害的是公民社會和共同體精神
少了叛離與抗議的管道，人民只能乖乖服從嗎？當然未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少人展開「自力救濟」行動，只是，戒嚴時間的「自力救濟」含有人民集體行動爭取權益的意義，但是疫苗荒年代的「人民救濟」，則經常是個人找尋黑市的行為，這一段時間以來，最能打到理想疫苗的，絕對不是乖乖聽政府話的人，對這些玩家高手而言，「輪到你就去打」這句話空洞到有如海嘯來襲前的保證，所以他們各尋管道去打到自己要的疫苗，換句話說，好心肝只是被蔡政府刻意挑出來打擊柯市府的指標事件，但這幾個月來，好心肝其實在各地上演，只要有辦法有關係的就可以打到心目中的好疫苗。
換句話說，除了赫緒曼提出的「叛離」和「抗議」，台灣人民中出現了第三種策略，美其名為「自力救濟」，難聽一點是遊走在法律邊緣的「欺暪」行為，涉及疫苗的「欺暪」有兩個層次，一種是政治人物的言行不一，明明自己打了國際大藥廠的疫苗，卻還鼓吹民眾去打未大規模人體實驗的高端，這種行為惡劣且沒良心，但政客不誠實自古皆然，很難說造成什麼更壞的影響；比較嚴重的其實是人民為了打疫苗的違規行為，當政府對你不義，人民自求多福也許無可厚非，但打疫苗本來是合乎公民原則的共利行為，在此卻成為一種零和遊戲，蔡政府及民進黨矢言將台灣凝聚為共同體，但現在不但共同體無存，更因疫苗分配淪為我得你失，逼得大家回到「眾人對抗眾人的鬥爭」的霍布斯式原始狀態。
霍布斯式的原始狀態，最終還是對強者有利；政府對公共設施的投入，維持國家平等的基本前提，當然就是政府和人民契約的基本原則，保障生命的疫苗當然也算是一種公共設施，當疫苗不足，但政府的疫苗政策失當，人民必須各憑關係本事打到疫苗時，社會再度分裂為有錢和沒錢、或是有權和沒權的、也就是有選擇與沒有選擇的兩群人。
有選擇的人，可以選擇打高端，最後若因打疫苗致死，都不能稱為「求仁得仁」了，沒有那種疫苗有資格要人以生命相挺；也因此，那些沒有選擇、被迫只能打高端的補教老師、年輕上班族等，這些族群若因此承擔政府明知卻不作為的疫苗風險，這才是政府造成的最大不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