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將這種沒有從事生產，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獨占地位，從而得到利潤的行為，稱為尋租（rent-seeking），而尋租是有害經濟發展的，當一個國家大多數的人與企業都在競逐房地產的時候，勢必排擠到那些本來可以投入更有意義的生產活動的資源。
孫中山當年提出過「漲價歸公」的想法，其實很好的詮釋了這個問題，也傳達了因為土地的稀缺性，政府發展都市規劃讓地價上漲，本就該把這樣的利潤回歸大眾，而非讓少數人占盡便宜。
亞當斯密（Adam Smith）也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說過，擁有土地本質上是一種壟斷行為，一個良好運作的經濟體，應該盡量減少壟斷，所以應當課徵高額的地產稅，讓土地資源可以被更有效率的運用。
雖說，幾經波折，台灣終於在2021年推出《房地合一稅》2.0版本，讓持有5年內交易的房地產，需於獲利範圍內繳交35%的稅額，而針對想炒短期的投機客，兩年內想賣出，也須負擔45%的課稅。
這能不能遏止炒房歪風，仍需要時間來觀察。畢竟，若將房子視為以安居的目的，而非投資的資產，那理想上稅率應該可以再提高一些，減少那些根本對實體經濟沒有幫助，卻坐享資本利得的行為。
甚至，不光是房地合一，「囤房税」也需要進一步考量，憑什麼當大部分的青年需不吃不喝15年才能買得起市區的房子（2021年台北房價所得比上升到15.29，全球排第9），但卻有另一小群人，名下好幾棟的房子，每月從租戶身上，吸取可觀的租金，還能找到一堆方法，避開本需被認列的個人所得税。
全球在1970年代後陸續有房價高漲現象
那到底為什麼房價會上漲的這麼離譜？不光是台灣，全世界在1970年代之後，都紛紛出現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二戰後，西方國家的經濟主軸是凱因斯主義，希望透過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促進經濟的成長。像是美國推行了不少新政，而歐洲也出現大規模，由政府主導的社會公共住宅，搭配較高的土地稅與房產稅，基本上這個時候，居住到還不是特別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台灣，年長一點的人可能都還記得，1960到1970年代，要靠一份薪水在台北買個棲身之所，不算太難，對比現在的台北房價，只能望屋興嘆。
然而，1970年代全球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經濟成長諜若谷底。此時要靠生產力提高或創新科技來刺激經濟，是有點緩不濟急的，再說了，民主國家的選民是短視的，立即的「振興」，遠比長遠的規劃更能籠絡人心。
英國率先通過法律，讓第一棟居住的房子，可以完全免除房產的資本增值稅，接著美國也開始跟進。有趣的現象是，過去曾有一段時間，英美政府有近3分之2的財源來自於房地產的稅收，但自新自由主義的政府上台後（英國是柴契爾，美國則是雷根），開始大力推動私有化政策，不僅將政府興建的公屋出售，交由私人企業自由買賣，此舉讓人暪開始意識到房子不只可以住，還可以當成商品來炒作價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