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辭世的史學大師余英時一生研究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認為，余英時其實就是嚴復、梁啟超、胡適之後的通才，以歷史研究關懷中國現狀，也不將古今、中西當成絕對的對立，同時清晰的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文化中國，也區分了什麼是祖國、國家、政府。
聯經出版舉辦「余英時紀念論壇」系列線上講座，4日下午以「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為主題，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與談，並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何曉清主持。
與余英時有過數十次近距離談話的葛兆光表示，余英時去世以後，他花了很多時間重讀余英時的論著，還是非常有感觸，在一篇嚴復和古典文化的文章當中，看到余英時說嚴復、梁啟超、胡適都是屬於用學術推動現代化的通才，而不是終身從事博士之學的專家。
葛兆光：余英時其實就是嚴復、梁啟超、胡適之後的通才
葛兆光說明，余英時用的是晚清儒學家陳澧關於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的說法，當時自己頓時明白，余英時其實就是嚴復、梁啟超、胡適之後的通才，他以歷史研究關懷中國現狀，所以他可以不落門戶之見而有世界眼光，能夠深入傳統問題而又有國際的追求，站在世界的高度就不會把中西、古今當作絕對的對立，「所以他才能通」。
葛兆光提到，余英時對最後一本學術著作《論天人之際》十分重視，也許是因為他對通史的一種追求，「通古今之變」是司馬遷的偉大理想，也是好的歷史學家的偉大理想，余英時上到堯、下到毛，對整個歷史都有研究，所以在他看來，不能缺了討論思想起源，尤其是決定中國後來思想史走向「內向超越」這種論述的早期歷史研究，《論天人之際》是余英時整個中國歷史論述重要的「最後一塊拼圖」。
葛兆光認為，余英時研究注意整體，關注貫通的歷史研究，余英時是通史的學問，而非專家之學，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每個歷史學家都有自己關注的重心，再用重心貫穿整個歷史，余英時試圖重構知識人和思想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大歷史，透過這個大歷史才能明白中國為什麼會有內向超越、道統正統、不得不以的得君行道，以及不得不以的覺民行道，為什麼會有有知識人的邊緣化，為什麼會有現代儒家的遊魂現象，才能透過通貫的大歷史，理解當下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知識人的命運考慮到未來知識人的方向。
葛兆光：余英時決絕不再回中國，但始終難割捨這個「故國」
葛兆光說，余英時寫的大歷史就是為了中國，他對天人之際解釋，是指「天」代表超越境界，而「人」代表的是現實世界，坦率的說，如今中國的學者不得不像魯迅說的「橫的站」，一面努力在學問上追求超越的「天」的境界，但一面不得不像「救火鸚鵡」一樣面對人的現實世界，「因為這就是他的中國」，儘管余英時決絕的表示不再回中國，但他心裡始終有中國，所謂天人之際，他很難割捨這個「故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