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指出，從這個角度來看，他之所以要寫縱貫古今及中國思想文化的歷史主要有3點原因，首先是他希望繼承傳統，他希望知識人承擔起道統，承擔起拯救天下、提升文化、引領親民政治的責任，這是中國士大夫階層歷來的傳統；第2點，余英時也希望知識人趨向現代、走出歷史，不再僅僅依賴內向超越、得君行道，不能自甘邊緣化，應該要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這才是現代知識人應有的品格。
最後，葛兆光認為，余英時也透過歷史，表達要融入世界的想法，期待知識人以民主自由平等為價值，對於專制、殘暴的傳統始終抱著最高警惕，在這一點上，余英時和其他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抱有過高期待和過高同情的人不一樣，他同情、關懷、熱愛中國，但始終非常冷靜的看到王國和王天下的不同，既感性又客觀。
葛兆光強調，余英時非常清晰的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文化中國，區分了什麼是祖國、國家、政府，這三者是不一樣的，在這點上才能理解他關懷的是哪個中國，並了解他始終如一的中國觀，他是屬於世界的學者，他在知識、思想和學術的世界裡獲得自由，這是屬於天的境界，但是他又始終關心現實的中國，這是人生活的空間，天和人始終都在交互影響，可以說余英時一生都在通古今之變，也一生都在究天人之際，在歷史、現實、世界、中國之間把一切打通，所以才說余英時是一個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