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會上，我們看到書法家尤俊明，他用凝重的漢碑體為八百多位新冠受難者抄寫編號，用書寫的行動悼念新冠死者，他們孤獨死去，最後只能淪為一個編號。也就是說，文化行動本身是一個動詞狀態，行動前面有一個文化內涵，文化可以乘載的界面很多，詩歌是，書法也是。
但是，如果文化是導向社會變革，或是和社會改造相關的時候，它就賦予了行動的意涵。我們在賦予行動意涵的時候，我的劇場經驗告訴我：必需溶入時空的思考，譬如，書法變成行動，就有時空的關聯性；它本來是靜態的，但是如果進入公共空間，就有行動的意涵。
建築師謝英俊為「大眾葬文化行動祭」搭起的「大眾帳」，它本身是一個空間，若是沒有被賦予一些文化抵抗內涵的話，它就是一個空間而已，可以是做為其他功能使用的空間；但是，當它和文化，和文化抵抗的內涵連結的時候，這個空間就變成一種「場域」。「場域」和空間的不同，場域賦予空間「時間」的意涵，亦即我們是在時間的流動裡去觀照一個事件的發生，這個就是「大眾葬」的深層內涵。
大眾葬文化行動如何觀照疫情之下的犧牲者？染疫死難的這些八百多人，整個社會究竟怎麼樣去「面對」？基本上，我們的社會就是處在漠然、漠視的狀態，或許在官方刻意的宣傳下，任何一種疾病都會有死亡的風險，因此，風險來自於既有的疾病，而不是源於政府疏失而突發的疫情，官方藉此塑造了官方版的「安全」概念。不同意官方版說詞的人試圖去尋找真相，透過民間自主的路徑去尋找真相。也正是在這個追尋的過程中，讓這些不幸的往生者能夠生產出新的意涵。這個新的意涵可以讓存活下來的人得到啟發、啟示的作用，我認為這是大眾葬文化行動的重大意義。
大帳篷這個空間會轉化，因為我們賦予了包括朗誦一首詩、包括用書法書寫八百多位亡者的號碼，包括大太陽底下曾啓明推著點滴架撲倒於廣場滾燙地板的行為藝術，都變成了在這空間底下，因為場域關係所發生的「事件」。
大眾葬文化行動，也和「記憶」有關係。為什麼是記憶呢？一般地說，人的生命，亡者和生者是處在線性記憶的狀態；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線性記憶賦予流動的或是循環的概念，那麼亡者在我們的記憶裡面也會產生新的意涵；因為它就不只是一個線性的，很突兀地被剪斷的生命概念。
事實上，我們所規劃的文化行動比較不是生者在召喚亡者，反而因為我們建構了「場域」之後，亡者在啟發生者。活生生的人在疫情下無辜死去，真相到底是什麼？真相的追尋，就是我們行動的重要意義。因為，官方版的說詞常常就是模稜兩可，有太多黑箱、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