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於今年2月人民大會堂上宣布，全大陸832個貧窮線、12萬8千個貧困村落，以及9,899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已全部脫貧，今年7月黨慶上亦表示著中共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脫貧，正邁入2035年往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百年繼續奮鬥，在中共高調慶祝脫貧攻堅偉大勝利及百年黨慶後，中央財經委員會於8月17日召開會議，提出建構「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推動「共同富裕」，這不僅關乎了中共革命的初衷，更是代表著「社會主義」的本質，經中共史料理解鄧小平所指的社會主義，核心目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事求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最終達成共同富裕，因此中共所定義之社會主義，除了要均貧富更重視人類本性本質的還原與解放。
不得不說大陸能在21世紀達成舉世之成就，是業已完成了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初階論」所欲實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之願景，但於此同時國際環境，卻顯得愈加不樂觀，拜登政府延續川普時期「反中」路線，在中共以矛盾世界觀分析，國際格局主要矛盾已從冷戰後的南北矛盾轉化為兩制矛盾，故大陸認為美國亟欲促成「抗中」聯盟對其進行「顏色革命」推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領導，這或許是習近平上任後便加緊關於民營企業的共黨領導角色與今日高壓肅清娛樂演藝人員，外界或許經常將其做法歸類為黨內的權力爭奪，但仍難以窺探全貌，一、習近平在黨內權力非常穩固，對其個人崇拜，更是無以復加，相比胡錦濤時期九龍治水下的「強常委、弱書記」呈現天壤之別；二、中美之間正進行權力轉移，黨內勢必更加團結，在有鑑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維護中共一黨專政已成中共派系之間的默契。
從習近平成長經歷與家庭背景，加上現今國際局勢的推演，可能更貼近其所作所為，試圖回歸到「馬克思」的治理，運用美國經濟評議會（The conference Board）北京中心主任Jude Blanchette的話，「習近平正毫無悔意的擁抱一種毛澤東時代所直接啟發的極端威權主義」。但中共所謂「共同富裕」的「三次再分配」，究竟是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小資產者的社會主義，還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呢?其次，「共同富裕」是一種真脫貧還是硬脫貧、形式上的脫貧呢?農民的相對剝奪感能否獲實際改善?過去胡錦濤時期演藝人員扮演著塑造列寧黨國體制的統戰團結對象，換取大陸人民對政權的認同，如今卻倒行逆施，變相地成為馬克思「階級鬥爭論」、排外主義的犧牲品，難道只因中美大國的競逐與博弈，中共就要放棄「兩個不能否定」，不走鄧小平的「實事求是」、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的道路，走向毛澤東革命獨裁型的強人領導嗎?
期望師承馬克思治理模式，解決內外思想混亂與威脅，完成毛澤東烏托邦色彩的民族解放願景，但試問自許馬克思主義教徒習近平，2050年之中國夢，十四億大陸苦難同胞真實的自由、和諧、快樂和逍遙又獲得多少?國家、道德、法律、政府一定的階級產物是否該隨之逝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否代表諸個人成為完人、真人，去除擺佈、宰制的一切矛盾對立，使活動生產與物質自然合為一體，還是只是更加證明普魯東的假設「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人性本惡，無產者必然只會濫用政權把人民控制成令人窒息致死的法西斯社會?民族復興的道路上，何以安置「解放思想」與「馬列主義」之辯證?習近平的個人專斷又該如何受到節制、約束?皆是未來中共長期執政所需自我反思和回應之處。
＊作者為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