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九一八事變90周年─誰說中華民國沒有話語權？

今年8月1日是飛虎隊成軍80周年，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擇低調以對，準備集中精力慶祝一個月又18天後的九一八事變90周年。

透過<Google新聞> 追蹤風傳媒

東北抗戰歷史遺產被中共壟斷

自此之後，中共一改過往與台灣統一使用的「八年抗戰」論述，以所謂的「14年抗戰」取而代之。由於國民政府沒有在九一八事變後立即對日宣戰，且後來蔣中正的中央軍嫡系部隊也沒有參加過東北境內的對日作戰，北京當局將抗戰爆發日從1937年7月7日向前推至1931年9月18日，顯然是為了要否定中國國民黨在這場民族聖戰中的正當性。

更何況後來在東北境內，與日軍還有滿洲國軍一路作戰到1941年，直到《日蘇中立條約》簽署後，才退到蘇聯的東北抗日聯軍又是共產黨的武裝。雖然東北抗日聯軍實際上聽命的是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不是延安的中共中央，但是包括趙尚志與楊靖宇在內的東北抗日聯軍領袖，名義上仍是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員會的軍委書記和軍委代理書記，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幹部。

東北人真的都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嗎？中共真的能壟斷東北抗戰的話語權？國軍在九一八事變真的沒有抵抗嗎？「14年抗戰」史觀真的是由中國共產黨率先發明的嗎？事實上就如同飛虎隊的歷史一樣，九一八事變的話語權同樣掌握在中華民國的手中。只要把歷史的來龍去脈摸明白，就能輕易瞭解上面所有的論述都是中共的片面之詞。

「14年抗戰」是由誰先提出？

到底在歷史上第一個強調抗戰打了14年，不是只有八年的人是誰？筆者沒有辦法考證出來，但這個問題的答案肯定不是習近平，至少根據國史館解密的資料肯定不是如此。因為戰後第一個將抗戰起始日訂於1931年9月18日的，不是別人，就是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的葉公超。葉公超是在1951年7月13日向美國提出抗議中華民國被排除出舊金山和會時，提出「14年抗戰」主張的。

關於為什麼英國不願意讓中華民國出席對日和會，美國為什麼做出妥協，另外安排中華民國與日本簽署雙邊和約的來龍去脈，讀者們可參考筆者兩星期前刊登在《風傳媒》上的文章〈舊金山和約70周年─中華民國與英美霸主之爭〉，在此不多加贅述。主要還是為了證明，葉公超部長較習近平超前了整整64年，就提出了「14年抗戰」論述。

筆者實在不瞭解，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沒有據理力爭，明明國史館裡就有那麼多寶貴的資料，可以對中共扭曲歷史做有力的反擊。針對習近平以共產黨領導的東北人，比國民政府早投入對日抗戰6年這一點，前總統馬英九是以台灣的乙末年抗戰來反制，指出中華民國有效統治區台灣民眾抗日抗了50年，比東北人還早36年。

馬英九的論述沒有錯，但還是沒能針對問題的核心進行反擊，因為就算「14年抗戰」的論述，也不是由共產黨或者習近平先提的。接著下來，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要回答，那就是就算抗戰打了14年，是不是就表示共產黨領導了抗戰或者共產黨領導了前六年的抗戰？答案當然還是否定的，因為在東北開第一槍的仍然是國軍。

在東北真的沒有抵抗嗎？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共在東北的黨組織不只沒有在第一時間投入對關東軍的抵抗，其位於江西瑞金的黨中央還搶先滿洲國一步，在1931年11月7日宣布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公然分裂國土搞「兩個中國」。沒有錯，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1932年4月15日就對日本宣戰，比1941年12月9日才對軸心國宣戰的國民政府早了九年以上。

然而即使在對日宣戰的情況下，究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1931年9月18日到1937年7月7日的「局部抗戰」階段裡打了什麼日本人？上過幾次前線？相反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還在1933年爆發的福建事變中，與日軍一同支持反叛中央的第19路軍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加上日本人搞出來的滿洲國，中國土地上同時存在至少三個外國扶植的傀儡政權，究竟誰才是「國賊」？

反觀國民政府，雖然努力避免與日軍直接爆發衝突，卻仍然在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變、1933年的長城抗戰，還有1935年的百靈廟大捷中，英勇抵抗了侵略者。就算把抗戰的起始之日拉回到1931年9月18日，也改變不了抗戰為國民政府領導的事實。即使是回到1931年9月18日當晚的瀋陽北大營，仍舊是中華民國的東北邊防軍對日軍打出了第一槍。

第一個下令東北軍還擊的，是時任獨立旅第7旅第620團團長的王鐵漢上校。王鐵漢當時不只是中華民國陸軍的步兵上校團長，而且還在戰後隨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復興基地，並接受了中央研究院的口述歷史訪談，是台灣掌握九一八事變話語權的最佳歷史見證人。北大營第7旅絕大多數的部隊，都接獲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的命令放棄抵抗，只有王鐵漢的第620團是一個例外。

王鐵漢雖然也接到了「不抵抗，等候交涉」的命令，卻沒有像619和621團一樣撤退，而是堅決還擊。進攻北大營的關東軍，在第620團的英勇反擊中被擊斃擊傷了40人。他在接受中研院的訪談時表示：「『等候』不等於『挨打』，敵人向本團營房進攻時，我決心還擊，這是『自衛』必要的手段，雖和『不抵抗』相衝突，也只有『一面抵抗，一面等候』了。」

為什麼不抵抗？

榮臻接連兩次以電話下令第620團停止抵抗，甚至命令東北軍將士們把武器收繳到倉庫內，都遭到王鐵漢團長的拒絕。重視軍人榮譽的王鐵漢團長，如此回應榮臻的不抵抗命令：「敵人正在炮擊本團營房，我們不能持槍待斃。敵人侵我國土，攻我兵營，斯可忍，則國格、人格，全無法維持。而且現在官兵憤慨，都願與北大營共存亡。」

不過最後王鐵漢還是顧全大局，趁關東軍暫停攻擊之際撤出北大營，往錦州方向撤退。這就帶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誰下令不抵抗的，還有為什麼不抵抗？東北三省都落入了日軍手中，為什麼國民政府不立即對日本宣戰，出兵收復失土？王鐵漢同樣在他的訪談錄中，對這些問題提供了答案，首先不抵抗命令是由張學良所下，並不是來自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領導的中央政府。

原來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張學良率領東北軍主力，入關協助中央軍平定馮玉祥與閻錫山的叛變，將東北的軍政大權都交給榮臻管理。不抵抗命令根據王鐵漢的回憶，是來自張學良在北平發給榮臻的電文，內容是：「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與反抗，免滋事端。」

事實上就如張學良所研判的，侵占東北三省並不是來自日本政府的國策，而是由石原莞爾與板垣征四郎等關東軍少壯派軍人挑起的事端。看在王鐵漢眼裡只屬於「尋事」的範圍，仍可經由中華民國外交部與日本帝國外務省協調解決，不要把事情鬧大是有道理的。王鐵漢認為如果張學良瞭解到石原莞爾等人的目標是占領整個東北，而且不達成目標決不罷休，可能會做出更為強硬的決定。

不過無論如何，最後石原莞爾還是決定把「九一八事變」推行到底，將東北從中華民國版圖分割了出去。而在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因為表態反對承認滿洲國而遭到殺害後，日本政府內再也沒人敢站出來遏止軍人暴走，東北就此成為了關東軍的佔領區。寫到這裡，讀者們應該會問，既然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不宣戰？

又為什麼不宣戰？

至於不宣戰的原因，實乃1931年的中華民國還是一個弱國，還是一個不統一的弱國。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中，東北軍已經為了收回中東鐵路的權益，在中蘇邊界與蘇聯紅軍大打出手。當時蘇聯剛成立不久，還遭遇大飢荒，紅軍卻還是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東北軍。中東路事件的教訓，讓蔣中正與張學良都學到了一個教訓，那就是中國無法以一國之力戰勝外國的侵略。

想要讓中華民國保持統一與自主，唯一的方法就是取得日本與蘇聯以外其他列強國家的援助。這是為什麼蔣中正放棄孫中山時代的「革命外交」，決定延續北洋政府的外交路線，加入美國提倡的《九國公約》（Nine-Power Treaty）體系。1922年，北洋政府在《九國公約》體系幫助下收復山東的經驗，讓蔣中正相信爭取國際正義的方式是透過美英列強的干預。

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讓反戰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西方世界的主流，各國又決定於1928年8月27日簽署一份《非戰公約》（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當時的日本與北洋政府都順應國際社會的反戰浪潮，簽署此一公約。《非戰公約》又於1929年的7月24日生效，並由國民政府所繼承。

然而《非戰公約》在反對戰爭的訴求上面，又到了十分偏執的地步，就連反抗侵略的戰爭都給予同等級的譴責。恰巧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又陷入經濟大恐慌的泥沼之中，根本沒有能力協助中華民國抵抗日本。而日本這些試圖挑戰國際秩序的強權，又可以在不宣戰的情況下侵略弱國，讓《非戰公約》幾乎成為了廢紙一張。

中華民國若想要與日本宣戰，只剩下退出《非戰公約》一途。不過蔣中正知道此舉將讓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更加孤立，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中華民國是不可能在失去西方盟國同情的情況下戰勝日本的，於是採取更為靈活的戰略。這個戰略就是讓中華民國在不與日本宣戰的情況下，對日本的侵略行為採取實質的武裝抵抗。

當然在抵抗的同時，還要不斷向國際社會宣稱國民政府沒有放棄和平的努力。唯有讓國際社會相信中華民國有在努力維持和平，卻還是沒有辦法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中華民國才能說服國際社會相信自己是被侵略者，進而得到應有的同情。

這一招果然奏效，隨著局部抗戰演變成全面抗戰，全面抗戰又演變成了太平洋戰爭，國民政府總算是等到收復東北，甚至於台灣還有澎湖的機會。

東北軍抗日的真相

解答完上面所有的問題後，我還要花點時間討論東北軍的抗戰，因為除了王鐵漢等少數的案例之外，東北軍在對日抗戰中的表現實在不漂亮。

關東軍能夠在短時間裡拿下東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日軍兵強馬壯或者裝備精良，而是在於他們得到了熙恰、張海鵬與于芷山等東北邊防軍元老的支持。後來關東軍協助溥儀建立滿洲國軍，也是以這些東北軍將領的部隊為基礎。

就連領導東北義勇軍抗日的馬占山將軍，都有歸順關東軍，出任滿洲國軍政部長的紀錄。至於關內的東北軍，在抗戰時的投敵數量，只比投敵數量最多的西北軍少一點。

更可笑的地方，是在於投降日軍，被改編為汪精衛政權和平建國軍的東北軍將領中，居然還包括在西安事變中主張「逼蔣抗日」最激進者，時任張學良衛隊營的營長孫銘九。

張學良隨蔣中正回到南京，並且被扣留之後，孫銘九等東北軍少壯派軍人又打起營救張學良的口號發動兵變，槍殺了主張與中央妥協的長官王以哲將軍。

王以哲是王鐵漢的老長官，九一八事變期間擔任第7旅的旅長，被殺時為第67軍軍長。引發眾怒的孫銘九先是在周恩來庇護下逃亡延安，然後再躲入天津和上海的日本租界，最後直接加入和平建國軍，官至山東保安副司令。

參與西安事變的多數東北軍少壯派軍人，都如孫銘九一樣在抗戰爆發後成為「漢奸」，只有東北挺進軍劉桂五一人真的為抗日奉獻出自己的生命。儘管有那麼多東北軍都投敵了，卻還是有不少人堅持在反抗侵略者的戰場上，比如率領第53軍和中國遠征軍一起反攻滇西，甚至戰後前往北越受降的周福成將軍，都是東北將領中抗日的表率。

華東戰場上的抗日主力

王鐵漢將軍後來更是當到了陸軍第49軍的軍長，在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指揮下成為華東戰場上的抗日主力，歷經淞滬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上高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以及浙贛會戰的考驗，絕對是不折不扣的猛將。

筆者訪問過兩位隨王鐵漢將軍來到台灣的陸軍第49軍老兵高澤沛與陳成久，從他們的經歷來看，說中華民國掌握九一八事變的歷史話語權可一點都不過頭。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