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提出這類論述的人，包括我的學生朋友。而我擔心的尤其就是年輕人，在這些事情上，被一種莫名其妙的集體感或社群感，而失去了對生命、對真相、對民主的一些基本信念。
突破官方和大眾傳媒上的忽視、隱晦、非人性化操作
最後我要提一下關於數位媒體環境與大眾葬這個主題的關係。我覺得重新把蔣渭水的事蹟和紀錄片拿出來，是一個很好的連結點。這次的活動，也在臉書上有很努力的宣傳。但是這些操作的侷限也是很大的。
我舉個例子，我們會發現在YouTube上，就可以輕易搜尋到蔣渭水大眾葬的紀錄片，但這樣一部其實可以有很多討論面向的作品，是淹沒在網路上無數的影音文本裡，如果不是特別去搜尋，年輕人是不會去看的。就算看到了，也不一定會有把這件事情跟疫情當下的死亡與大眾問題連結起來。
以前蔣渭水時代的電影放映，都是默片，會有辯士在戲院裡幫忙解釋電影，甚至可以借此機會置入一些超越電影文本，但是對當局具有批判作用的言語。其實現在網路上的各種影像文本這麼海量，如果不被人家注意，他們也很像默片，需要有人來講解。但是這個時代的辯士，可以是知識分子，但也需要「每個人」，每個人都可以生產自己的影像，也可以解釋自己的影像，然後跟別人分享。
我們不需要每個人都變成網紅、YouTuber，但如果每個人願意把自己家裡碰到的、有社會意義的事情記錄下來，加上自己的解釋，就會保留具有批判潛力的事實材料。例如這次因為新冠肺炎死亡者的家屬或親友，可以考慮把這個過程記錄下來，儘管因為防疫考量會有很多不便，但正是這樣限制下，我們可以用各種可能的形式和媒材來記錄、保存、分享，以突破官方和大眾傳媒上的忽視、隱晦、非人性化等等操作，讓人們重新找回死亡的重量和意義。
＊本文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