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的，台灣的媒體生態便是以上負面的描述。
在傳播行為上有一定論，就是一般大眾，喜歡看與自己論調相同的報章或節目，藉以得到一己政治正確的慰藉。入流的傳播工作者會以提供多元資訊為榮，不入流的傳播工作者反其道而行，他們肆無忌憚地以散布一偏之見為樂。
每當我看到一個事件發生，不同色彩的電視台在螢幕上做的立即電話CALL IN民調，偏藍色台呈現的是十比一，偏綠色台呈現的是一比十；當此之時，節目主持人洋洋得意，我卻為國家痛如刀割。
我希望大家瞭解，台灣社會分裂的情況繼續加劇之中；我更希望尚未心存善念的某些媒體工作者，有朝一日，惡夢乍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俯仰無愧
時光飛逝，很快地到了二０一四，新一屆監委提名排上了政治日程。在此之前，我已決定一俟任滿就鞠躬下台。在某一次院會，我針對監察院糾正案過於浮濫以致造成「糾正疲乏」一事發表改進意見時，曾順便告訴同僚，我將於任滿後告老還鄉。
回顧六年監委生涯，其實感觸殊多。通常一般談論柏台風範，常會提到中國唐朝的魏徵。說是唐太宗因為朝中有魏徵這個監察委員不斷冒死直諫，而唐太宗也能開闊襟懷，察納忠言，所以才有史家稱頌的貞觀盛世。
我讀魏徵的歷史，覺得他確實常批皇上逆鱗。貞觀元年，有人奏告魏徵內舉不避親，唐太宗派人調查，結果查無實據，純屬誣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轉告魏徵「今後要遠避嫌疑，不要再惹出類似麻煩。」沒想到魏徵卻啟奏皇上：「我聽說君臣之間，相互協助，義同一體，如果不講秉公辦事，只講遠避嫌疑，那麼國家興亡，或未可知。」話說到這裡已令人不悅，沒想到魏徵加碼，要唐太宗分別「良臣」與「忠臣」。唐太宗問二者有何區別？魏徵答覆：「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唐太宗聽後也吞下去了。
隔一年，有一位官員的十七歲女兒才貌出眾，皇后建議唐太宗納入後宮。古時代皇帝後宮嬪妃如雲，見怪不怪，可是，魏徵卻連皇上的女人也要管。他入宮進諫，要唐太宗「嬪妃滿院，也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何況該女子原已許配他人。唐太宗於是改變了原詔。
史書上記載，魏徵犯顏直諫的時候，唐太宗常怒髮衝冠，但是都能忍耐承受。可是魏徵死後不久，一些佞臣構陷魏徵好名，將直諫唐太宗的奏疏交給史官，而且還與人謀反，唐太宗一怒之下把自己給魏徵寫的墓誌銘毀了。
忠臣不得好死的，比比皆是。
（陶百川是現代柏台的典範。）
我初任監委時，朝野朋友都勉勵我效法陶百川。我在解嚴之前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那幾年，與陶百川先生往來密切。陶先生醉心民主制度的建立，不只寫文章，也做動作，社會上很多人敬重他，可是也有人懷恨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