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的「助長敵人」說，不但將國民黨為三加十一抗爭的初衷焦點模糊，而且是用另一種方法將最大在野黨抹紅成「中共同路人」，刻意將民主體制選出來的政黨「體制外化」、「敵對化」，將民主體制中天經地義的監督比擬為「助敵」，這還是民進黨抺紅的老招數，不論效果如何，已成蔡政府抗拒監督的最佳利器。中國還沒進入台灣，政黨平等競爭已蕩然無存，台灣的監督機制已半瓦解！
事實上，台灣僅存對蔡政府有效的監督，只勝自己人的抗議或扺制，例如，高鐵延伸到宜蘭，究竟在宜蘭市還是在交通部忽然推出的四城，輿論及民眾幾無置喙空間，如果沒有民進黨派系正國會出來嗆聲，大概很難撼動蘇貞昌的意志；同樣的，民進黨英系成員開幾次記者會，指揮中心立即開放大學生施打BNT，而不是其他國家由高齡往下打的常態；另一個和民生息息相關的，民眾登山下海能否免戴口罩，也要政務委員張景森去抱怨，陳時中才聽得見！
然而，自己人的抗議不能稱為監督，至少不是憲政體制下的監督，因為自己人太好「收買了」，而且是完全不透明的收買，就以新竹縣市合併為例，如果竹科生活圈這麼重要，為何不納入同樣周邊的苗栗，更何況竹竹併人口並未達到《地方制度法》規定的直轄市門檻。但選舉利益當前，民進黨內即使有異音，也很快煙消雲散。
民主和威權國家之間有應該有明顯的界限，但蔡政府任內，刻意引中國為參照點，當台灣監督體制逐漸消失，民主和威權的界限其實也在模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