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5日，是台灣光復76周年與古寧頭大捷勝利72周年，但同時也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50周年。
站在筆者這類中華民國派的立場，前兩個日子當然是值得紀念，最後一個日子則令人感傷。因為聯合國的席位，包括聯合國安全理事會5大常任理事國的席位，是中華民國以1278萬4974軍民的傷亡為代價，換取到的重要國際地位。
2758號決議讓民進黨有機會崛起
自1945年6月25日聯合國運作以來，中華民國不只不再是飽受列強侵略瓜分的東亞病夫，還與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並列世界5強，共同打造全球秩序。聯合國的席位，讓撤退到台灣以後的中華民國得以持續在國際舞台上代表中國這個國家，持續對海外華僑與華人保持強大的吸引力。任何歐美人士想學中文，或者想要瞭解中華文化，那個時代的首選之地是台北而非北京。
不幸的是，台灣並不是只有筆者這樣的中華民國派存在，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其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認為台灣不應該「打腫臉充胖子」，繼續在國際舞台上代表中國。
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後，許多本來自認是中國人的台灣人因此紛紛覺醒，進而加入擴大了海內外的台獨陣營。相當程度上來看，沒有1971年10月25日通過2758號決議，就不會有民進黨在1990年代的崛起。
還有一些台灣人雖然自認是中國人，卻不認為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還有在國際社會上代表中國的合法資格。他們認為大陸人民在1949年已經做出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抉擇，所以中共進入聯合國只是讓被排除在國際舞台之外的10億中國人拿回他們應得的權力而已。台灣人如果想要重返國際舞台，在他們看來唯一的選擇就是「回歸」祖國，便能與大陸人民享有同等的權力。
可見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不只催化了民進黨，還催生了信仰「紅統」的台灣人，當今台灣的藍綠還有統獨之爭，無一不與這起歷史事件有密切關係。從今天在台灣政壇上，仍有「重返聯合國」與「加入聯合國」的爭議存在，就可以知道這起歷史事件對我們的影響何等巨大。
不過在對此議題深入討論以前，筆者要先提出一個疑問，就是中華民國到底還在不在聯合國裡面呢？
中華民國還在聯合國裡面
首先，筆者之所以在「退出」兩個字前加上「」，是因為中華民國其實並沒有完全退出聯合國。依照《聯合國憲章》（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第5章的安全理事會條目第23條，「中華民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眾國應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此一條目，直到今天都還沒有修正。
第19章的批准及簽字條目，第110條同樣出現「一俟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通已有中華民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與美利堅合眾國、以及其他簽字國之過半數將批准書交存時，本憲章即發生效力。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應擬就此項交存批准之議定書並將副本分送所有簽字國。」換言之，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憲章》中出現的次數總計為兩次。
除了中華民國之外，還有一個滅亡的比中華民國還要徹底的國家，仍存在於聯合國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裡面，那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現象呢？明明現在在聯合國裡代表中國和俄羅斯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俄羅斯聯邦，結果他們在聯合國裡的正式名稱卻仍是中華民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因為《聯合國憲章》脫胎自1942年1月1日，由26個國家在美國首都華府簽署的《聯合國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象徵聯合國不只是為了取代失能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所成立，而且終極目標是要擊敗以德國、義大利還有日本為代表的軸心國。
換言之，聯合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由二戰戰勝國所制定的國際秩序，並對戰敗國實施永久性的壓制。
二戰時還沒有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的存在，重慶國民政府及莫斯科當局都是用中華民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名義，於《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因此在聯合國裡面，沒有所謂中國或者俄羅斯的席位，只有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席位。今天的中共與俄羅斯，在聯合國裡代表的不是中國和俄羅斯，而是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台灣也沒有完全退出聯合國
換言之，在1971年10月25日被驅逐出聯合國的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是所謂的「蔣介石集團」。對於此一事實，中共雖然欲蓋彌彰，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欲蓋彌彰也不給予挑戰，但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裡代表的不是中國，是中華民國。或許中共對此也感到心虛，所以要求聯合國將1948年由國民政府所贈送的孫中山先生《禮運大同篇》石碑從日內瓦聯合國大廈搬走。
然而讓中共心虛的，可不只是《禮運大同篇》石碑而已，因為即便是在中國大陸淪陷之初，聯合國的絕大多數會員國仍是與美國友好的西方國家。這些西方國家，包括已經承認中共的英國，在韓戰爆發後將北韓還有背後支持北韓侵略南韓的中共定位為侵略者。因此當台灣仍代表中華民國行使聯合國的權力時，中共基本上是被聯合國定位為恐怖國家看待的，如同現今的伊斯蘭國。
美國甚至直接以聯合國軍的名義，召集16個聯合國會員國投入與北韓、中共的戰爭。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共基本上屬於聯合國定義下的「敵國」。撤退到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只在美英法3國支持下提出了「控蘇案」，否定蘇聯扶持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還能以聯合國軍的名義號召在朝鮮半島上被俘虜的1.4萬名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投奔台灣，成為「反共義士」。
以此為基礎，中華民國又召集大韓民國、菲律賓共和國，以及越南共和國等亞太反共組成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然後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又配合美國及北約的反共抗俄國策，擴大為世界反共聯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到了蘇聯解體後的1993年，更名為世界自由民主聯盟（World Leagu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的世盟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正式成員，總部仍設在台北。
換言之，世盟是由韓戰反共義士所催生出來的聯合國非政府組織，中共如果貿然參加，將自我否定其參加「抗美援朝」的正當性。所以在非政府組織並不要求非要以主權國家身分參與的情況下，北京仍默許由台北持續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世盟。否則如果由中共加入世盟，並代表延續自1954年，但是北京其實不再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歡慶共軍戰俘投奔自由，勢必將造成中國大陸的思想混亂。
自由中國在聯合國的正當性
其實不只是世盟，還有許多其他的聯合國外圍機構，因為涉及到意識形態相關的原因，代表中華民國的席位被由北京釋放出來，繼續由台北代表。比如世界童軍運動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就因為童軍之父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早年被蘇聯和中共視為「法西斯」的原因，至今中共不願參加。
至少到2015年以前，筆者還時常在台灣的童軍制服上看到「中國童軍」的字樣，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的英文名稱也仍是Scouts of China。基本上，只要中華民國還存在於中國的土地上，中共政權的正當性就不會有停止被懷疑的一天。這是中共為什麼雖然已經是全球第二大強權，卻還是不夠自信，仍舊百般敵視現行國際秩序的原因。
畢竟帶領中華民族走出「百年國恥」陰霾，搖身一變成為世界五強的是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即今日台北中華民國政府的前身。台灣就算今日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為中國，卻仍能在中共政權未來遭遇重大挑戰和變故之際「扶正」的機會，這是中共政權所最害怕的。然而這卻不代表，台灣在聯合國裡代表中華民國的正當性不會遭到國內外的懷疑。
雖然中華民國是二戰的戰勝國，卻不是一個仰賴自身國力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強國。中華民國能成為戰後5強，關鍵還是得到美國的軍事援助和外交扶持，然而這些援助和扶持，都不是白白送給中華民國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都知道，中華民國一旦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國，在所有重大議題的投票上都只能追隨美國，沒有屬於自己的立場。
史達林得以此為由，在雅爾達會議上施壓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允許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進入聯合國，讓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上至少擁有三種選票。英國同樣施壓羅斯福，要求美國讓在二戰中沒有什麼重大貢獻，反而還跟著納粹一起迫害猶太人的法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第5強。羅斯福總統推動世界大同的初衷，最終還是成為了3強的「政治分贓」。
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
1949年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則因為要靠美國支持保住在聯合國裡繼續代表中華民國的席位，變得更是只能追隨美國。從中華民國政府反共抗俄的角度出發，追隨美國未必是政策或者戰略上的錯誤，甚至是再正確不過的求生手段。
然而隨著越來越多亞洲和非洲國家從殖民母國獨立，並且取得聯合國會員國席位之後，台北一切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的態度也越來越不被這些新興國家所接受。
尤其是所謂不結盟運動的國家，都致力於追求擺脫美國、蘇聯、英國及法國等安理會4強的控制，對無法發出「自己心聲」的「蔣介石集團」，更是發自內心的瞧不起。而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只試圖挑戰4強「把持」的「不義」秩序，還積極向亞非國家「輸出革命」，獲得第三世界極大的好感。
如從法國獨立出來的非洲國家阿爾及利亞，或者是長年受到蘇聯壓迫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阿爾巴尼亞等，都在聯合國內大力鼓吹中共進入聯合國。受到此一國際趨勢影響最嚴重的，並不是連中華民國在地圖哪裡都不知道的非洲或者東歐人民，而是長期「被迫」代表全體中國人的台灣人，尤其是流亡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支持者。
他們認為台灣人遭受中華民國「殖民統治」也就罷了，結果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還支持「蔣介石集團」繼續在聯合國裡代表中華民國，漠視台灣人遭受國民黨「壓迫」的處境。台獨支持者期待台灣有一天，能夠以自己的名稱加入聯合國，就如同趕走法國人的阿爾及利亞人一樣。所以這段時間的台獨運動，基本上是與國際的反美或者「反帝」運動結合在一起的。
比如在紐約刺殺蔣經國的黃文雄，就自認是在替與「美帝」交戰中的越南人民效力，因為蔣家統治下的台灣已經成為美軍支援越戰的兵工廠。「蔣介石集團」被趕出聯合國，看在他們眼中不只沒有什麼好哀傷，反而是一種精神上的解套。台灣人從此之後，不再需要「大而不當」的去代表所有中國人。以台灣新國家的名義加入聯合國，成為他們下一階段的奮鬥目標。
主張「回歸」中共，在今天的台灣更是不受歡迎的行為，對不起早年捍衛中華民國的先烈不說，中共能否接受台灣統派同時懸掛兩岸旗幟的行為，不將之解讀為「兩國論」，其實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回歸」真正的中國
對於主張台獨的台灣人而言，把「蔣介石集團」驅逐出聯合國，等於為台獨運動與西方國家的和解打開了一扇門。接下來台灣人要集中對抗的，就只剩下不顧國際潮流，阻礙台灣以新國家的名義加入聯合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部分在中華民國外交部服務的本省籍外交官，甚至也為此感到解放，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從此只後只要專心為台灣，而不是整個中國服務了。
還有另外一群台灣人也獲得解脫，那就是主張兩岸應該走向終極統一的統派。當時的統派還未必都是主張「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統」，純粹只是對蔣中正依附美國的現實大感不滿的中華民族主義者。雖然中華民國政府打自抗戰末期以來，就被納入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世界，但是蔣中正的這個立場，哪怕是他手下的許多外交官都未必贊成。
比如中華民國第二任派駐聯合國的代表蔣廷黻，就在1948年6月22日的日記裡指出：「雖然我投票贊成美國的提案，但我並不是完全樂意的。當然，最好的作法是讓核子武器從這個世界永遠消失。然而，究竟是讓美國或蘇聯擁有這個武器？這個選擇很容易。如果蘇聯比較像樣一點（more decent）的話，我是會樂意加入它的陣營來禁止核子武器的。將來，這個世界也許會後悔美國有這個武器。」
如果連像蔣廷黻這種經歷過反共抗俄的外交官，都對蔣中正「一面倒」力挺美國的政策有所質疑，希望能在美蘇之間保持更為靈活中立的關係，那些本身沒有經歷過國共內戰的外省第二代，或者保有強烈中華意識的本省戰後世代自然更加無法諒解蔣家父子的苦心。尤其是前往海外留學，經歷1970年代釣魚台事件的保釣世代更是如此。
事實上，許多在保釣運動中改變立場，轉而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回歸運動」或者「和平統一運動」的台灣留學生，他們本身就在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服務。轉向支持中共的原因，除了民族大義外很大因素是希望能保住在聯合國裡的工作。如果沒有聯合國裡的工作，他們可能失去在美國長久定居的合法權利，並因為參加保釣運動的前科而在返台後遭遇白色恐怖。
所謂「雙重代表權」之爭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周書楷和駐聯合國代表劉鍇，在1971年10月25日無助的走出聯合國大會，此一令人難過的歷史畫面，直到今天都還深遠的影響著台灣。有人指控蔣中正父子剛愎自用，堅持不合時宜的「漢賊不兩立」政策，拒絕美國「雙重代表權」提案，才導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成為國際社會的棄子。持這類觀點者，為深綠獨派居多。
另外一票人，則認為多數非洲國家受惠於農耕團，其實是支持中華民國繼續留在聯合國的。是因為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的「不給力」，想要拉攏中共對抗蘇聯，才導致非洲國家轉而投票支持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的提案。這是美國繼雅爾達密約還有發表《對華白皮書》後第三度出賣中華民國，更是證明中華民國當美國的投票機器完全不值得，持這類觀點者則以統派深藍為主。
根據錢復與陸以正等外交前輩的回憶，歷史的真相是蔣中正已經準備接受「雙重代表權」案，且美國也準備在台灣放棄安全理事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只保持一般會員國席位的情況下極力保障台北在聯合國裡的權益。雖然在這個安排之下，台北只能代表「一部份」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主體還是要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擔當。
無奈支持中共的非洲國家就是那麼多，從中共首任派駐聯合國的團長喬冠華與副團長黃華走入聯合國時，非洲代表們興高采烈跳舞歡迎他們的情況來看，就算西方國家沒有聯合中共對抗蘇聯的戰略需求，遲早中共還是能依靠此類地方包圍中央的方式擠進聯合國，再把「蔣介石代表」擠出去。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數量終究多過西方，不是歐美國家能永遠以少數去掌握的。
以蔣中正個人對中共仇視的立場來看，為了保住聯合國的席位，防止台灣被中共拿下，不要說兩個中國了，相信三個、四個或者16個中國的代表權他都願意接受，願意爭取。然而當時的非洲與亞洲國家，確實就是那麼的討厭「蔣介石代表」，不只要讓中共進入取而代之，而且就連讓「蔣介石集團」只代表台灣的權利都不想給，罵他們「群魔亂舞」也好，這些可都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啊！
台灣還該不該繼續代表中國？
退出聯合國所造成的，是台灣統獨議題白熱化，獨派堅持台灣只要把國號從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共和國，就能夠不與繼續在聯合國中代表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衝突，進而重返國際社會。然而他們完全不知道聯合國的運作，不明白中共在安全理事會掌握否決權，而且不像過去的中華民國一樣在投票取向上聽美國的話，硬闖的結果當然只會以失敗告終。
另外一批人則堅持台灣已經在聯合國，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中國在聯合國裡面有席位，台灣人就有席位，無論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派深藍認為台灣要解除這個不正常的狀態，唯一的選擇就是讓台澎金馬地區的治權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充當「美日遏阻中國崛起的棋子」，就能在一國兩制的條件下享有國際地位又維持高度自治。
當然以中共對待西藏、新疆還有香港的模式，筆者同樣質疑中共能給台灣多少所謂的自治？更何況既然以「藍」營自居，卻輕而易舉的就能將中華民國法統放棄掉，想必就算是蔣廷黻、葉公超等堅持中華民族主義，卻厭惡蔣家父子的外交官都沒有辦法接受。拋棄掉存在110年的中華民國，過去我們堅持的那72年也將毫無意義，有這樣主張的人實在不可以再以「藍營」自居。
事實上，今天大多數的中華民國國民是選擇在兩種極端的主張之間徘徊，不敢搞法理台獨，又不甘願被中共統一。除此之外，多數台灣人還有另外一個最大公約數，那就是不敢再稱呼中華民國為中國，不敢再自認代表整個中國。然而無論是從《中華民國憲法》，還是從西方國家遏制中共擴張的角度出發，中華民國都還是乘載著帶領全體中國人走向民主的使命。
從哈佛北京書院即將轉移到台北，成為哈佛台北書院這點來看，保留純正中華文化和道統的台灣，只要等正確的時機到來，還是有被「扶正」為全體中國代表的潛在機會。凡堅持以中華民國為正道的「正藍」，都不應該輕易放棄這一天來臨的可能性。不過等待國際社會決定何為正確的時機是不足的，自由中國還應該要主動出擊。
除了持續爭取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等國家的支持外，台灣應該更重視發展與非洲還有亞洲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中共硬實力的崛起，已經有許多周邊國家發現到中共強大之後，行為模式越來越像往日的殖民主義者，甚至還有想重建天朝體系的跡象。面對此一共同的威脅，其實自由中國還是有許多潛在的盟友可以爭取，千萬不要自暴自棄，故步自封。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