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我們因此以為，在此之前英國商人深受君主所苦，這種說法也不正確。最晚從十六世紀起，推動經濟向來便是英國國王的宗旨，正如亞當．斯密於1776年所見證的：「自從伊莉莎白女王治國起，英國法令便極力照顧商業與手工業的利益，而實際上，歐洲包括荷蘭在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此重視工業。」
英國的例子很快便成為楷模，其他歐洲君主也了解，想在歐洲的長期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他們就不得不推動經濟。軍隊勞民傷財，唯有繁榮的經濟才足以應付，因此自十七世紀起所謂的重商主義風行全歐。重商主義儘管並未形成完足的理論綱領，卻促使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君主積極創建手工作坊，並推動本國出口貿易。在此，國家與經濟再度密切合作：歐洲君主大多有市民階層的策士指導他們商貿生活如何進行，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俄國沙皇彼得大帝（Peter der Große），他甚至於1697年化名前往荷蘭，在贊丹（Zaandam）的造船廠工作，以深入了解這個商貿富國的經濟。
這段簡短的歷史陳述顯示，資本主義並非誕生於與國家的對抗，而是向來享有國家支持的。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現代資本主義伴隨著工業化興起時，國家的角色有了根本性改變。重商主義在大規模不景氣的經濟中努力創造成長，但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卻出現了反向的問題：如今雖然有了成長，但科技的急速發展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後果，必須仰賴國家解決。
為了有利資本主義的開展，必須使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創立大學、資助研究等，而呈爆炸性擴張的都市必須妥善規劃與管理，道路與鐵路有待鋪設，而諸如新藥等可能具有危險的產品需要控管，工廠安全需要監控，環境危害也須避免。凡此等等，一夕之間都等待著國家去解決。
此外，假使沒有國家參與，最重要的科技發展就滯礙難行。在此僅舉一例：德意志應用電學愛迪生學會（即後來的通用電氣公司）之所以願意投入電力事業，是因為柏林市是個可靠的客戶，並且於1884年與該公司簽定特許契約。
但最主要的是，國家必須設法讓人民承受得了科技變革。「全民富裕」雖然動聽，但生產力持續提升也是一種折磨：原有的知識落伍，昔日有保障的工作消失，而在爭取最佳工作的競爭中也非人人都能獲勝。社會學者卡爾．奧托．洪德里希（Karl Otto Hondrich）對進步的辯證法做了極佳的描述：「競爭產生不平等，即使每個人的績效都提升了，也必定會有一些人失敗。這個人的成功是他人的失敗，績效的提高──或早或晚，在此或在彼──會導致績效不良，而這種績效不良的必然性，便是競爭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個無可脫逃的進步陷阱……在競爭中，個人績效的提升都建立在從群體預支的績效上，社會必須承認並接受績效不良的後果！」而其結果則是眾所皆知的：所有西方國家都實施國營的失業保險與社會救濟，以便至少能為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痛處加上避震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