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結婚旅行選擇了去北京。那時我的思想左傾，很想見識新中國的這個新首都，也抱著重遊舊地的心情。
少年時在上面奔跑的舊城牆都拆掉，已無影無踪。離開時天安門掛蔣介石像，現在掛了毛澤東像。天安門城樓前面的長安街，馬路寬闊得讓人恐懼。廣場新建了幾座蘇聯式四四方方的大型建築，那是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加上一個「人民英雄紀念碑」，與古樸的天安門城樓相對。宏偉嗎？還是覺得中國古城樓被蘇式建築侵蝕？
我那時想，也許舊時風物在新社會要被淘汰吧。燕子僵死了，古老的呼喚，是否也要拋棄？但是接下來，就越來越顯示拋棄傳統付出的高昂社會代價了。
燕子到北國，帶來春天的希望。想到梁啟超集宋詞句而掇成的著名對聯：
「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
（文章發佈於2021年6月11日）
失敗者回憶錄23：在左翼思潮下
我進入左派學校香島中學所接受的教育陶冶，形塑了青年時代的我，並以這樣的思想、身份、面貌走進左派文化圈。
1948年春，我們一家告別北平，在上海稍作停留，再坐載客輪船經數日航行到香港。之後六年，即從我12歲到18歲，我所接觸到的中國局勢的消息，所閱讀的中文書，包括那時候廣泛流傳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作家作品，中共延安時期的作家作品，艾思奇著的通俗簡明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讀物《大眾哲學》，我進入左派學校香島中學所接受的教育陶冶，形塑了青年時代的我，並以這樣的思想、身份、面貌走進左派文化圈。
那時候當然不知道，新文化運動以來左翼思潮的氾濫，包括文藝創作和思想理論的傳播，它的社會意識基礎，是國共兩黨在政治上的主導和鬥爭，並共同扭曲了北洋時期和汪政權南京政府時期的真相所形成的，也是在日本侵華的背景下，愛國主義的救亡意識壓倒了啟蒙、社會主義新思想壓倒了自由主義的傳播所導致的。總之，我和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少年一樣，被這種左翼思想洗腦了。
近日接到《九十年代》時的專欄作者殷惠敏的來訊，他介紹我看兩本書，一本是今年98歲的老記者龔選舞的回憶錄，另一本是南京曉莊學院教授邵建在台灣出版的書《倒退的時代》。殷來訊說：「汪精衛治下的上海、南京，龔選舞的回憶錄有細緻深入的描寫。1946年審判漢奸戰犯時期，他是剛出道的《中央日報》記者，在審判汪政權的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時，他進入南京高院特別審判庭去聽審、採訪。據他說當時數以萬計的老百姓在庭外為周聲援，周答辯時一番爲了百姓生存福祉的慷慨陳詞，也令庭内旁聽者爲之動容。龔不能不承認，那是『人心思漢（奸）』。他看得心驚膽顫，當晚寫稿時，也曾閃過學洋人的新聞報導一五一十和盤托出的念頭，最後還是秉持了『春秋大義』。龔自己也承認，如果他做了如實報導，一來恐怕無法登出，二來可能提早三十年就被炒魷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