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臥薪嘗膽的延安精神,也難逃權力腐化的宿命

2021-10-17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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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十月革命節,江西瑞金葉坪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開國」典禮。(維基百科)

1931年十月革命節,江西瑞金葉坪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開國」典禮。(維基百科)

中共建政之初,許多人看到中(共)國的朝氣蓬勃,欣欣向榮,大陸許多知識人都滿懷希望地想建設新中國;香港左派也甘願在社會邊緣為「愛國事業」打拼,甘願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懷抱著「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理想。

失敗者回憶錄08:那個時代

「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邱吉爾的話,是我寫《失敗者回憶錄》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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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以有勇氣而自豪,相反地常以沒有足夠的勇氣而自責。在前述的生活遭到強權的重擊之下,我仍然留在左派的圈子,就是在生活和事業的壓力下缺乏勇氣擺脫桎梏的軟弱表現。軟弱的另一面,就是沒有勇氣否定自己的過去,沒有勇氣深刻檢討長期形成的思想和價值觀是否有問題。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氣。

現在的中青年人,多不理解老一輩人為什麼會如此執著於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何以在共產黨暴露出極權面目之後,還不離開它的權力範圍?實際上,只要想想中共為什麼會成功?國民黨政權為什麼會在大陸潰敗?為什麼當時絕大部分頂尖的知識人和作家會在內戰期間支持中共,反對國民黨政權?為什麼國民黨之外的中國大部分政黨都投共?為什麼許多海外知識人投奔中共國,睿智如陳寅恪來了香港還會再回大陸?想想這些問題就大體明白當時的社會狀況。

相對於那時代的人,我是晚一輩了。但那時代的社會意識在我成長期中還沒有變,我仍然深受其影響。那時候多數人的親共,不是因為可以得到任何政治或經濟利益,不是為了攀附名利,而是有社會政治意識的根源。中共建政之初,許多人看到中(共)國的朝氣蓬勃,欣欣向榮,大陸許多知識人都滿懷希望地想建設新中國;香港左派也甘願在社會邊緣為「愛國事業」打拼,甘願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懷抱著「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理想。

 

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卻在搶救運動中被鬥爭,16歲就病逝的三姑姐李慧蓮,1940年攝於延安(左);10歲在上海,抗戰勝利後國共合作時期,姑姐和姑丈從延安來上海做文化界的統戰工作,與我家三人合影(父親去了北平)(左)方(李怡提供)
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卻在搶救運動中被鬥爭,25歲就病逝的三姑姐李慧蓮,1940年攝於延安(左)。10歲在上海,抗戰後國共合作時期,姑姐和姑丈從延安來上海做文化界的統戰工作,與我家三人合影,那時父親去了北平(右)。(李怡提供)

中國在滿清末期,就開始從西學中引進了自由、法治、民主、科學的啟蒙思想,但啟蒙還在萌芽階段,就被外侮激起的民族主義救亡意識蓋過。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潮,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思想的傳播。另一方面,俄國十月革命後蘇聯崛起,社會主義思潮在全世界風行一時,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不但呼應了中國古哲的大同理想,更被進步人士認為將古哲理想變成可行的現實。孫中山的國民革命,邀請了蘇聯顧問,並將三民主義變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予以實踐。當時的知識人,鮮有不沾染社會主義意識的,沒有哪一個知識人認為:人應該不平等,應該有貧富差異,應該容許人剝削人。以社會主義去救中國,是那時代的社會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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