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那時候一切都顛倒,像天塌了下來

2021-10-11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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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在1934年結婚時照,後左二是爺爺李晃雲,前左一是大姑媽,前左五是姑姐李麗蓮,我祖母,堂兄嫂李晨風和李月清。(李怡提供)

父母親在1934年結婚時照,後左二是爺爺李晃雲,前左一是大姑媽,前左五是姑姐李麗蓮,我祖母,堂兄嫂李晨風和李月清。(李怡提供)

妻子帶學生外訪時,晚上給學生蓋被,幫學生補衣服,文革大字報被學生揭發她「對同學進行資產階級母愛教育」

失敗者回憶錄04:煎熬

從深圳闖關回到香港,驚魂初定,卻感前路茫茫。邊防人員說「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規定」,而我在無法照那個新規定做的情況下,意思就是不能回來了。除非規定改回正常。這不是我能夠預知的情況,即使改正了我也無法知道。也就是說,如果我還要回家,那就是一次不可預知的生命賭博。更擔心的是麗儀的遭遇,她雖然性情溫和,但對於是非一向很堅持。她說中共文件指「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那麼若要她指證我是「特務」,就她個性來說,那是不可能的。但自從1966年文革開始以來,我已經見識了許許多多「不可能」的事。在逼供之下,她恐怕也難再堅持。那麼,我們的婚姻關係就要破碎。我很難想像那會是怎樣的情況。而更壞的可能性,就是她也被屈打成「特務」,坐牢、槍斃都有可能發生,那麼我兩個可愛的女兒怎麼辦?我每天想這樣的結局,每一次都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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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來,有什麼荒唐的事呢?香港的非左派媒體大量報導,許多著名的、我所敬仰的作家知識分子被揪鬥,老舍自殺,從香港回國的兵乓球名手容國團自殺,許多中共元老、政要直至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批鬥、虐待,我在北京和廣州的兩位叔叔及其家人沒有消息,我在大陸的姐姐、弟弟、妹妹,都不跟我也不跟爸爸通信。這些都還不是我的直接遭遇。

文革開始時,在中國,接聽電話第一句不是「喂」,而是大聲叫「毛主席萬歲」,把人嚇一跳。過中國海關時,有段時間海關被紅衛兵奪權,過關時關員要我先站在一旁念「毛主席語錄」,然後問我「來深圳做什麼」,我說「看我的愛人、小孩」(那時在大陸都把妻子、丈夫叫「愛人」);問「看他們做什麼?」答「講講話啦!」問「講什麼?」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回答這些無知的問題。

1961年女兒出生後,父親與那時的太太陳琦到寶安觀瀾探望,妻子麗儀那時在觀瀾中學教書。(李怡提供)
1938年在廣州,左一是父親,左三是母親,左四及五是戲劇家歐陽予倩和夫人劉問秋;母親前是姐姐和兩歲的我。(李怡提供)

那時候,一切都顛倒。乾淨整潔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習性,骯髒才是無產階級本色;禮貌是資產階級思想。妻子帶學生外訪時,晚上給學生蓋被,幫學生補衣服,文革大字報被學生揭發她「對同學進行資產階級母愛教育」,連動物都有的母愛天性也被指為「資產階級」。還有什麼奇怪的、顛倒的事情不會發生?

我睡覺、起床、工作、寫稿,每月繁重的編輯出版《七十年代》月刊。生活著卻總像有一根刺頂在心中。

我去找麗儀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哥哥。他沒有為自己妹妹著急,而是鎮定地說,如果你沒有做什麼事就用不著驚怕。言下之意是他的黨性凌駕了對他妹妹和對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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