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他感到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進入。「我已下定決心願盡一切努力，無論如何也要把這些後生拯救出來。」在西方文明與中國古文明之間，福澤選擇了前者。
12月31日在日本傳統中被稱為「大晦日」。每年這個日子的晚上，所有日本知名的寺廟都會舉行敲鐘儀式，很多人都會去到離自己家近的寺廟去聆聽鐘聲，據說新年夜的108個鐘聲能夠排解人生中的108種煩惱。
這一選擇與當年魯迅勸少年少讀或不讀中國古書，多讀洋書，真有異曲同工之妙。福澤諭吉在一些著作裡這樣說過，雖然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往來，但現在古舊的中國對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假如他們那裡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也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他說這乃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所以「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這就是我們後來定論的「脫亞入歐」。
有意思的是他晚年寫《福翁自傳》，再次提到中國。他說「中國人所要的，究竟是國家的政府，還是政府的國家？我想中國人自己也很清楚。」100多年過去了。我們清楚這個問題嗎？我們認可福澤諭吉這個具有歷史穿透性的設問嗎？
既然古舊的東方沒有圖新的助燃劑，那只能不戀舊情地「入歐」了。於是廢除古舊與迂腐就是文明。當時的日本人恐怕真是這樣想的。所以在當時日本人眼裡，穿鞋進屋是文明，吃牛肉是文明，大街上撐傘走路是文明，而主管教育的森有禮說廢除漢字也是文明。
更有甚者，在1887年，時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在官邸舉行了一場明治時代最為大型的化妝舞會，狂歡亂舞一個晚上，在日本人看來那就更文明了。雖然這些都遭遇到福澤諭吉的批評，說外在文明易，內在文明難。此話當也不假，但先外後內，恐怕也是邏輯程式的自然使然吧。
這就如同谷崎潤一郎在夕陽西下的池邊，一邊撫摸松子夫人的肌膚，一邊憧憬西洋女人肌質之白暫，以此生出淫心。這也像日本在西元414年引進韓醫方，在513年引進漢醫方。但在1685年發現」「蘭學」（指荷蘭的學問）的醫學書對人體的描述更為精准，於是棄韓醫與漢醫，全面引進西方醫學。1774年終於出版了日本自己的《解體新書》。這樣來看，那個時候若不與古舊的中國為伍就屬文明的話，廢除農曆年過洋曆新年，也就是「文明開化」的邏輯先聲了。日本相較其他漢字文化圈國家更早脫離了農業經濟社會，在實現近代化過程中，農曆的概念也幾乎消失。
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在《靖國問題》一書中說過，日本人自明治以來無論戰前戰後，唯一沒有變的就是「脫亞入歐」的思想。而另一位著名學者丸山真男則認為日本「雜居性」思想，有一種容易引進和結合的輕率，帶有碎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