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是大年初一。
當天的初次見面，當然要說「新年好」。雖然距跨年已經過去一個半月，那時的太陽與今晚的月亮，那時的敲鐘聲與今晚的爆竹聲，隆隆遠去而又慢慢逼近，我們卻還在說「新年好」。不感覺有些尷尬或有些怪怪的嗎？這一個半月，川普也不知已發了多少回脾氣，罵了多少人；這一個半月，有戰事的地方也不知死了多少人。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最後壓台曲《拉德斯基進行曲》，再是激昂的繞繚，也漸行漸遠了。然而，我們還在說：新—年—好。
陰曆與陽曆，農曆與西曆。過農曆新年與過西曆新年，同樣是歲歲年年都不同，同樣是在時間的勻速中，期盼大地回春與生命複歸。從這一意義上說，都屬文明體的不同文明形態，雖然前者是古舊，如同一襲長袍在身；後者是新象，如同Armani西服在身。
日本，原本也是過農曆新年的。這是因為日本從7世紀末開始使用中國曆法。這顯然是中國化的一個結果。但在明治維新（1868年）後的五年，即1873年，明治政府採用西曆，廢除了農曆。也就是說，日本從這一年開始，1月1日就是過年了。中國《尚書》說：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而日本人的聰明做法在於，將原本西曆的1月1日，導入了新舊不同的元素：元旦/正月/元日。而且，日本人將一月份還稱之為「睦月」，讀音為「むつびつき/mutubituki」，帶有家人親友團圓和睦過新年之意。
明治政府為什麼要實施這樣的改變？當然說法頗多，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是：明治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才促使改曆的。因為當時的官吏領取的都是按月發放的「月俸」，但陰曆每隔幾年就有一次閏月，那就要發放13個月的薪酬。當然，本文不在這裡討論這個說法是否可信。筆者的興趣點倒在於，從當時「文明開化」這個大背景看，日本不再過農曆年（春節），是否有其邏輯的先聲？
請注意我這裡使用的「邏輯先聲」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強調不是說不過農曆年（春節）就一定是日本文明化和近代化的一個因。反過來，也不是說實現文明化與近代化的一個果，就一定要放棄過農曆年（春節）。這也就是說，不能簡單地認定日本廢除農曆新年就為日本帶來了新生。但問題的趣點在於，如果你再往深處思考的話，這個所謂的「新生」，其內在化的一個要求則必定是棄舊圖新。這就像海浪欲來時的漣漪，梅果熟透前的滴答落地聲一樣，屬於邏輯先聲，或春江水暖。
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及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我們熟知的福澤諭吉。這位仍然在日本最高幣值——一萬日幣上留有頭像的啟蒙思想家，不是說他有多麼偉大，而確實是他智慧地看出了新文明的誕生與邏輯先聲（春江水暖）之間的關係。這位把《左傳》通讀了11遍的漢學家，不能說一開始就不喜歡中國的。然而他最終還是走上了反叛漢學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