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非凡的經濟崛起在國內樹立了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只要肯幹，幾乎任何人都能成功。這也是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口號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
然而，對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說，事實卻不再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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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和數據顯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成熟，更多的絕佳機會已經積累至富有且握有政治人脈的精英階層的子女手中。來自較貧困或農村家庭的孩子則發現，想要出人頭地更難了。
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和香港中文大學（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學者發表的一篇具有影響力的論文發現，與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孩子相比，80年代出生在中國社會底層家庭的孩子隨時間推移逐步升遷的可能性更小了，這篇論文的作者稱之為「代際貧困陷阱日益加劇」。
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經濟學家得出了類似結論，即中國的社會流動性在下降，特別是女性以及在較貧窮地區的人。
這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標誌著中國通過快速工業化和財富創造成功地使數以百萬計人口擺脫了貧困。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開始出現一些可能在西方更成熟經濟體中存在的問題，這些經濟體的收入停滯不前，尤其是低收入群體。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出現在中國發展的更早階段。
隨著相對流動性下降，不平等情況加劇。1978年，中國收入排名前10%人口和收入排名後50%的人口各佔全國總收入的四分之一。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到2018年，收入排名前10%的人口佔總收入的份額達到40%以上，而收入排名後50%的人口所佔份額不到15%。
在2020年，中國最富有的1%個人佔據了全國約30%的財富，較2000年提高了10個百分比。根據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 Group AG）的數據，同期美國最富有1%個人所控制的財富份額僅上升了2.5個百分比，至35%。
新冠疫情拉大了中國的貧富差距。據上海研究公司胡潤百富（Hurun Report）提供的數據顯示，去年，全球億萬富豪榜單的新面孔有半數以上來自中國，中國由此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個有超過1,000名億萬富豪的國家。但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去年表示，中國有6億多人（即超過40%的人口）每月平均收入不到140美元。這樣的收入水平比2020年中國農村人口每月平均開銷低約40美元。
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擔憂似乎正在推動習近平的許多優先事項，其中包括中國政府領導的農村脫貧攻堅戰；對科技巨頭的整頓，政府指責這些巨頭存在盤剝員工等問題；積極干預房地產市場以抑制房價飆升；以及監管機構最近發起的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行動，中國政府認為這些教培公司正拉大人們在享受教育機會方面的差距。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駐香港的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邢自強（Robin Xing）稱，中國已將政策重點轉向重新平衡經濟利益的分配，將更有利於普通勞動者。
中國人的總體收入和生活水平已進一步提高。中國農村的大多數居民現在都有電視機。互聯網普及率超過70%，高於10年前的29%。中國官方公布的吉尼係數（一項衡量收入不平等狀況的指標）從2008年的0.49略微下降到2020年的0.47，部分得益於習近平近年來開展的消除絕對貧困的行動。不過，該讀數仍高於0.4，這是聯合國設定的一個門檻，高於0.4意味著收入差距很大。
然而，相對社會流動性不斷下降，這種在任何社會都有可能浪費人類潛能、阻礙經濟增長的現象，對中國政府來說尤為成問題，因為它與中共打破階層差別的理想相悖。中國領導人擔心這可能威脅到社會和政治穩定。
不滿情緒已經在中國年輕人當中蔓延，他們對有限上升空間和漫長工作時間的反對聲浪日漸高漲。一個新詞「躺平」迅速流傳開來，這個詞用來描繪許多年輕人聽天由命、不願去努力的感覺，他們覺得即便努力了也不一定會出人頭地。
23歲的Long Lin在中國貧困大省貴州的西南部長大，是家裡第一個大學生。他表示對自己的未來不太樂觀。他目前在中國沿海城市寧波的一家品質控制公司工作，月薪1,080美元。他稱，這遠遠不夠日後買房結婚所需。
他說，父母送他上大學很不容易，但現在他感覺自己幾乎不可能爬上更高的社會階層。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社會學家雷雅雯等研究人員在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發現，隨著中國人經濟期望值提高，他們對不平等越來越不容忍。
從歷史上看，快速工業化往往會帶來更高的社會流動性，至少在初期如此。新工廠工作崗位的增加為較貧窮人口創造了機會，幫助他們攀登社會階梯。20世紀70年代韓國等地就出現過這種情況。
隨著國家變得更加富裕，這種增長可能會停滯或在隨後逆轉。政策選擇能產生影響，比如領導人對教育和醫療健康的重視程度，以及如何對財富徵稅。
在美國，相對社會流動性在20世紀上半葉急劇下降，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隨著美國的城市化，並非所有地方都能從經濟增長和公共教育中平等受益。後來，隨著受教育機會的擴大，社會流動性有所改善。
中共於1949年掌權後試圖消除階級差別，主要是通過消滅私有制。此後，在包括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中，中共給予了農民和工人的後代更好的機會獲得教育資源。
這些行動使社會更加平等，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過於熱衷搞政治運動導致了對經濟的嚴重管理不善。20世紀60年代初，數千萬人死於飢餓。文化大革命持續了10年之久，一直到1976年，將數以百萬的城市青年下放到農村，使得更多人陷入貧困，讓中國遠遠落後於較富裕的國家。
隨著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許多好處最初流向了較貧窮的人。農村人進入城市，在那裡賺到更高的收入，趕上了中國經濟繁榮的第一波浪潮。白手起家的故事比比皆是。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社會學助理教授周翔稱，在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期間成年的中國人大多經歷了「水漲船高」的時期。
但包括他在內的一些人士表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成熟和增長速度放緩，開放帶來的好處已經更多流向了人脈深厚的人群。新興的私營部門讓行政精英通過政治影響力和社交網絡積累了財富。許多中國政府官員自己也成為了企業家。
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研究人員於2019年發表的上述論文發現，1981年至1988年出生、父母處於中國經濟金字塔底部20%階層的孩子中，只有7.3%爬到了社會頂層的20%。
相比之下，1970年至1980年出生的可比人口中，躋身最富有20%社會階層的幾率為9.8%，人數相差數以百萬計。
中國科技行業的崛起為電商巨頭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BABA, 9988.HK, 簡稱：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Jack Ma）和其他早期股東帶來了財富，還創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
如今，普通員工抱怨自己發財的可能性不大，卻被要求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從早9點忙到晚9點，甚至更久，這種生活方式被稱為「996」。民眾對科技大亨財富的怨氣正在積聚。
至少還有兩大因素在推動不滿情緒。
自中國開始允許私人擁有自己的房子以來，房地產價值飆升，為早期購房者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這反過來又助力其買入了更多房產。雖然中國的住房擁有率超過90%，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那些沒有及早上車的人——包括初入社會的年輕人——感覺房價高不可攀。
據房地產經紀公司高力國際（Colliers International）估算，截至今年6月，北京的平均房價約為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5倍，上海為20倍。相比之下，倫敦為不到八倍，紐約市約為七倍。
25歲的Zhang Hang在一家國有企業工作。他表示，即使父母提供大力幫助，他的收入也不足以在北京買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Zhang說，一套小兩居的價格一般遠超90萬美元，而且銀行往往要求支付很高的首付。
Zhang說，他不確定北京能否給他提供更多事業上的機會，但他現在可以肯定的是，未來買房和養孩子的壓力會大得多得多。他稱，這肯定不是他理想的生活方式。
另一個因素是教育方面的差異。根據安盛投資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的數據，一些一線城市的普通家庭把四分之一的收入用於子女教培。
農村地區的學生則沒有這樣的機會。在中國知名學府清華大學，1990年入學的學生中約22%來自中國農村，但到2016年，這一比例降至10.2%。雖然中國的城市化帶來一定影響，但研究人員稱，中國的城市化速度並沒有快到足以解釋如此巨大的變化。
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的言論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強烈反響。他當時表示，自己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父母提供的優越成長環境，以及北京的教育資源。他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他當時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很多外地或農村的孩子完全享受不到這些資源。所以這就決定了我在學習的時候確實能比他們走很多捷徑。」
35歲的大學研究員Luo Jiangyue來自重慶農村，她說她在成都的生活還算過得去，她5歲的兒子已被當地一所公立小學錄取。
她沒有更多時間或金錢投入到兒子的教育上，她擔心與更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這會拖兒子的後腿。
她說：「當我看到更富有的人在下一代身上投入如此多資源時，我對擇優制度的信心每天都在減弱。」
中國領導人推出了一系列令人頭暈目眩的政策來解決這些問題。
為了遏制房價漲勢，官員們已要求銀行限制對房地產開發商的貸款，某些情況下甚至設定房產的最高指導價，供銀行在批准房貸時參考。
今年7月，政府有關部門禁止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以營利為目的，還禁止它們上市，此舉旨在促進教育公平。
有關部門正推進其他一些點子，例如，浙江省推出了一個試點項目，旨在通過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和鼓勵發展慈善事業來縮小貧富差距。
在成都高校擔任研究員的Luo仍感到擔憂。她說她的朋友們經常念叨一句俗語：寒門難出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