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相比，德國在很多方面非常先進，比如早期性教育。現在，柏林市政府希望幼兒園小朋友學習性別的多樣化。對專欄作者張丹紅來說，這與早期性教育是一脈相承的。
「穆拉特扮演公主，阿雷克斯有兩個媽媽，索菲現在叫本」—這是柏林市政府發送給幼兒園教師的一本140頁厚的小冊子的題目。內容涉及想剪掉自己陰莖的小男孩兒、希望同時擁有陰莖和陰道的孩子以及中性和性別變異的兒童。幼教們應當鼓勵這些孩子們了解更多的性別，同時勇於質疑自己天生的性別。小冊子同時對異性家庭模式不屑一提。這種模式就是最傳統的一男一女組成的婚姻。
當我讀到相關報導的時候，如五雷轟頂：因為我當初缺乏對眾多性別的認識，因此選擇了最平凡也是最無聊的異性家庭模式。我控訴中國的教育體系，因為它使我們變成了性盲。在幼兒園的時候，沒有人告訴我們兒童是性研究者，有權了解關於性的一切。如果我當時就有了足夠的性知識，那我就不會一直到10歲都相信父母有關我是在垃圾箱裡撿到的說法。據說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的早晨。我當時真慶幸父母及時發現了我，不然我就會在白菜葉子下面窒息或者乾脆被凍死了。
小學的時候，我做應用題滾瓜爛熟，但沒有老師糾正我們這些孩子都是路拾之物的說法。因為在學校裡，我從其他孩子那裡得知他們也都是撿來的，而且被發現的地方大多是垃圾箱。上中學的時候，我才開始生疑。生物課本的最後一章講人體和性。我們的生物老師對其他章節的處理異常詳盡，到最後一章時學期就結束了。我們當然認為這是故意的。後來我聽說我們班上的男同學以前所未有的勤奮早早就把這一章的內容徹底消化了。如果他們知道德國北威州的男孩子在8年級的時候可以拿避孕套的「駕照」，那麼他們一定羨慕死了。
當然，我不能把少年時代的中國和今天的德國相提並論。不過，柏林幼兒園的性讀物引起我的好奇心，想了解中國今天的性教育是否有所進步。我在網上發現去年中國的性教育課本引發的爭議。令部分家長特別憤怒的是課本中一些真實的圖片。
性教育的兩個極端
看來，中國的性教育仍然處於起步階段。不過畢竟教育部門認識到了性教育的重要性。由於中國很多孩子缺少這方面的常識，不懂得如何對待性侵，不懂得避孕。
德國的部分教育專家和政治決策人也把預防性侵當作對幼兒展開性教育的理由。不過我總覺得這裡面有相當成分的意識形態，它源於1968年的性解放運動，認為除了生理性別之外，還有一個社會性別。在社會性別的層面上，男孩兒還是女孩兒不是先天注定，而是後天促成的，「凶手」是異性戀的父母、祖父母和全社會。
受意識形態驅使的政治決策人會把傳播自己的意識形態放在首位。由社民黨、綠黨和左翼黨聯合執政的柏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否則我們怎麼解釋柏林教育部因為缺少經費而降低小學的課時，對四分之三三年級學生讀寫不及格無動於衷，但不惜血本地讓零到六歲的小朋友學習性別的多樣性。
盡管柏林的在野黨對此表示抗議，柏林之外的德國人大惑不解，我擔心這還不是對幼兒性教育的終點。德國性革命奠基人之一的基爾性教育學家Uwe Sielert長期以來就倡導應當讓兒童觀摩父母的性生活；卡塞爾性教育專家Elisabeth Tuider建議把實際練習帶入學校的性教育課。
如果這一切成為現實，那麼我也許會懷念中國的另一個極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