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蔣介石及蔣經國統治下，台灣經歷38年「戒嚴」，在草木皆兵，國共互相滲透的「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才剛起步。
李怡俐向BBC解釋說，從國際視野來看，「轉型正義」的工作深受聯合國的重視。2004年後，聯合國相關人權機構陸續公布許多報告與人權指標，回應日趨全球化的「轉型正義」現象。相關報告的標凖並指出，「轉型正義」有四大核心要素，分別是「責任追訴」，「真相調查」，「賠償受害者」與「制度改革」，制度改革包含基本的憲政改革與細微的教育改革等面向。
以黃國書案為例子，他在自我揭露自己曾為線民後，雖然再次向台灣社會道歉，並以街道上的「監視器」（CCTV）比喻自己當年因為被情治單位威嚇身家安全，而成為線民，陷入「無間道」的處境，祈求社會寬恕，但此事持續引起台灣社會激辯。
譬如，當年因為從事反對運動，曾經入獄的台灣前立委陳婉真便抨擊黃國書等過去擔任線民的人士。她說：「走過『白色恐怖』的人是不屑與之為伍的，因為我們目擊多少人由於抓耙仔（台灣用語，意指稱告密者）的告密行為而被抓被關，甚至因而失去生命。」
李怡俐則解釋，在進入揭露「加害者」（譬如線民）或向其加害方求償的「深水區」後，因為對台灣歷史的不同詮釋及歧見就會湧現出來，黃國書線民案，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事實上，根據「促轉會」今年委託台灣大學的調查報告統計，1980年代，台灣情治機關調查局利用線民對特定個人與群體進行監控，線民人數達3萬人，其中約有40%平均分佈各行政村裏，另外60%則要「平均分佈於社會結構各層面，特別是大學校園，教會（台灣親民主派的長老教會）以及其他組織」。
台灣80年代學運「野百合運動」總指揮、現任民進黨立委范雲也說，「促轉會」翻閲情治單位當年的報告後，她發現自己是1986年後唯一被「專案」組監控長達9年的學生，共有超過千件檔案，並遭7至8位學生在她周遭監控。
台灣大學報告稱，威權時期台灣政府雖然試圖在校園與教會建立嚴密監控網絡，其搜集的情資卻高度受限於線民的個人能力及組織位置，故而無法成為權威滴水不漏的監控者，「亦難有效嚇阻眾多大專學生、教會人士積極從事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
該報告強調，當年多數受訪者意識到社會監控的必然存在，研究建議台灣政府在推動「轉型正義」工作時，避免以「加害者vs被害者」的對立來看待1980年代台灣的民主轉型歷史，「應注意脈絡的複雜性，並應審慎討論公開監控檔案的相關配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