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灣目前三次政黨輪替為例，前後歷經了扁、馬、蔡政府，歷史規律表明，過去的兩岸關係深深受到台灣內部政治變化所囿，更具體地說，是受到歷次選舉結果，造成兩岸關係正向或負向的發展。因此，除了朱松嶺言及美國干擾的風險因素外，兩岸關係更多的風險，其實源自於台灣內部，包括定期性的選舉以及立法院的法案議程。
首先，定期的選舉週期對習於民主的台灣而言，只是民主表現的基本形式，但弔詭的是，本屬中性的選舉週期，反倒成為每次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點，意外構成台灣內部政治發展與政黨如何回應、再回應兩岸關係的挑戰。
展望2018年於兩岸的意義，除了是前述十九大後的開局年外，也是台灣地方的大選年。雖然作為蔡英文政府期中考的九合一選舉，其政治性議題不及總統選舉濃烈，但六都選舉結果和藍綠執政縣市版圖的變化，直接攸關藍綠政黨於2020年總統大選的基本盤，因此很難排除未來一年，是否會再出現有心政客鋌而走險提出挑戰兩岸穩定的政治訴求，這是一個無法預測的風險。
其次，另一個可能生致兩岸關係風險的來源在立法院。例如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陸續進行以「推進國家正常化」為目標的政治行動，立法《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將轉型正義自從前的政治化導向法律化，並迅速形成民進黨所欲的新秩序化。雖然轉型正義本身是有其政治正確的正當性，但因議題本身的特殊性，只要稍有不慎，極易淪為政爭工具，成為一場又一場到底是「去中國化」還是「隱性台獨」的角力，至於該被轉型的正義問題，反而淪為次要。試想，當這一切發生在高度政治分歧的台灣，待轉型正義推動到一定程度之後，台灣的民主在兩岸問題上，就有可能被轉化為指引兩岸民意進行對抗的工具。
內外風險加劇 走到盡頭有拐彎
兩岸的風險有來自美國干擾，也有隨台灣內部政治發展，兩岸相應互動而生的挑戰。然而，客觀評價諸多來自內外部的風險威脅，多是表態重於實際的政治展現，象徵意義多過於實際造成的現狀改變，重點反而在於這些因應不同利益而生的風險投放，能夠被放到多遠？要投機到什麼地步才會出現拐彎？
總體來說，考量目前兩岸實力對比下的關係，台灣在現有國際組織參與及邦交維繫等存量面向，因為維續能力極其脆弱，難擋日盛的中國大陸而風險四溢；另一方面，若台灣想從凸顯國體、爭取國際空間等增量的面向努力，等同直接挑戰中國大陸，風險更甚。近期美國參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後，台灣與美國官方竟一度出現各說各話的情況，顯示台灣在權衡美中台關係時須謹慎。別說該法不具強制力，若日後真的成為具有效力的「法」，恐迫使蔡英文政府直接承受來自對岸的巨大壓力，北京也將被迫針對該法「重踩紅線」的行為做出具體回應，兩大之間難為小的結果，台灣只有獨自曝險的份。
＊本文選自《多維TW》月刊0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