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雜文著作中，多方面多角度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而在小說《阿Q正傳》中，就樹立了中國人劣根性的典型。在個人權利被漠視的社會，這種劣根性有時甚至不是作為負面的人性而存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迫在農村勞動20年的小說家高曉聲（1928-1999），在1979年獲平反後，有一次來港時自我嘲諷地說：「這麼多年，如果我沒有一點阿Q精神，我怎麼撐過來呀？」在座的包括我在內，都明白他這句話的苦澀含義。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魯迅晚年最接近的胡風，在中共建政後的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集團」。
在我這幾十年寫的評論文章中，常會引用魯迅的語錄，也貫徹他的思想。魯迅的人道主義、否定「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使我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侵蝕下，思想上有了抵禦的堡壘。
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23日）
失敗者回憶錄40：文化搖籃時期
1989年六四後，從來畫風不涉政治的林老，給了我兩幅他那時創作的題為《噩夢》的畫，當然不是原作而是幻燈片。
1955年2月，我開始了第一份工作，在香港上海書局，開始是在發行部做銷售統計和包紮書籍，兩個月後，調到位於灣仔的編輯部，做資料收集和校對。
編輯部那時人很少，總編輯趙克，編輯吳藹凡，和校對兼聯繫印刷業務的鄧耀星。我以後，又增添了兩個青年畫家：魏翀和歐陽乃霑，因為準備出版大量兒童讀物供應新馬市場，需要插圖。
我在中學時頗為自傲的廣泛閱讀和寫作能力，到了編輯部才發現自己無論知識、寫作還是閱讀層面，在這些編輯人面前，都淺薄到接近無知。趙克在香港文化圈人脈廣闊，他的學歷不知，但對中國的四書五經卻相當稔熟，人也寬容大體。吳藹凡的來歷卻真是不凡。他是畫家和小說家。抗戰前在林風眠當校長的杭州國立藝術院學繪畫。與他同在杭州藝專就讀、其後成為大畫家的有李可染、吳冠中、趙無極、朱德群等人，都是拜林風眠從法國帶回來的後印象主義和現代主義藝術流派和開放思維的影響所致。1937年抗戰爆發，杭州藝專向西南轉移，林風眠離開美術教育主流，專事繪畫。吳藹凡大概在那時候奔赴延安紅色政權參加「革命」。何以後來會離開延安來香港，他諱莫如深，但據聞他不是中共「逃兵」，而是得到中共高層批准，與同在延安的妻子一起來港的。在香港也仍與中共有聯繫並獲照顧，太太被安排在中資銀行做閒職，他被安排在上海書局上半天班，其他時間就寫作。他出版過一本小說《伶仃洋恩仇記》，寫香港水上人的愛恨情仇，1956年李翰祥進邵氏的第一部電影，就是根據這小說改編的《海茫茫》。在我那時看來，趙克和吳藹凡都知識豐厚，尤其是吳，不僅素描基礎了得，美術和美學理論也說得頭頭是道。從他那裡我獲得了許多追尋知識的入門指引，可算啟蒙老師。1964年香港舉行過一次「林風眠畫展」，吳藹凡邀我去看，一邊解釋林風眠的畫風，使我認識現代藝術。我跟他一直有聯繫，在主編《七十年代》之初，他以「伍繁」的筆名在我們雜誌上連載過兩個長篇小說，分別是1974年刊出的《水綠山青》和1975年的《鹽》，他為小說畫插圖，兩連載後來都出了單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