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後來回想這段日子，覺得我的寫作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因為寫情書一定是給特定的對象看，一定要真誠，要剖白胸懷，要考慮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是否會引起共鳴，並估量會有何反應。所有這些，都是寫作的重要條件。許多人文章寫不好，是因為沒有考慮到讀者，往往流於自說自話。若文章只是自己懂而別人不懂，那很可能是他自己對所說的道理也未必真懂。
一日一封情書，延續到六○年結婚。其後還有通信，但不是一日一封了。而且，變成談家事，女兒出生就講孩子。這些都不算情書了。
2008年麗儀去世後，我在悼亡文章中也提到過那些年寫情書的事。有朋友提議我拿來出版，但文革開始時她已全部燒掉。幸而燒掉，否則她1970年被審查時恐怕過不了關。沒有燒的、文革開始後我給她的信，被審查她的人逐字逐句審問。但燒掉了我也覺得可惜。因為當時這些信真是寫得很用心。現在出版，說不定還會有人要看呢。
我的寫作生涯從寫情書開始，大約兩年後，於1957年，我向《文匯報》的「文藝週刊」投稿，並被這個有較高要求的版面取用，由此走上左派文壇。不過，經60多年，搬幾次家後，那時的習作都失去，沒有留下來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28日）
失敗者回憶錄42：那些年我讀的書
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他離港前視察一間精神病院，一位病者問他：「英國作為古老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之前，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彭定康感到，精神病人問的才是「最有理性的問題」。
數年前，作家蔡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愛情小說家亦舒少女時代常愛流連在我主編的《伴侶》雜誌社，我引導她看《紅樓夢》和《魯迅全集》，《紅樓夢》「她一看數十次，背得滾瓜爛熟，看得寫了三百本愛情小說」，「但魯迅文章一看，就看壞了，別的不學，學到魯迅的罵人。」
1964、65年吧，亦舒十七八歲，剛在《明報》發表《女記者手記》不久，有人介紹她給《伴侶》寫稿，她跟男朋友常來雜誌社閒聊。我沒有「引導」她，是她問我看什麼書，我就說看《魯迅全集》和《紅樓夢》。她最先找魯迅的小說看，跟我談起來，許多我沒有留意的細節她都注意到。她有沒有看魯迅雜文，我不知道，但魯迅雜文大多只針砭時弊，極少罵個人，他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因此，被他看得起而「有言」批評的人極少。
《魯迅全集》所含文化養份多，國學，西學，融會貫通於對人生、社會、時政的思考、評析與發現。文化界前輩、寫一手好雜文的羅孚說，他是吃魯迅奶水成長的。我想我也是，當然讀書不能照單全收，不能替代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