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邱榮英看來，語言不通就如聾啞人士，也有一位聾啞當事人B讓她印象極為深刻。B外觀看起來就跟一般人無異、不會知道他是聾啞人士，他聽不到也不會說話，開庭時現場卻沒有懂手語跟聽打的人員協助，雖然邱榮英身為律師會協助把所有檢察官的問題都寫成字條傳給B看，還是有各種狀況。
例如某一段檢察官請被告方暫離法庭，邱榮英跟B說了，才想到對方聽不到、趕快寫字條；B要去拿包包，邱榮英跟對方說先不用拿、等等還會回來，B卻在原地茫然看著，她才又想到對方聽不到、又去拿紙筆，「有時候還是會不小心用口頭跟他講，當他沒有任何回應，我才會想到要拿紙筆寫給他看……」
這些問題不會只在法庭上才出現，從警局偵查階段就需要通譯了，而邱榮英看見的另一問題是，通譯能否沿用？依之前承辦經驗，地檢署找的通譯會看各地方法院習慣不同、有的可以沿用有的不能沿用，若不能沿用就會產生很多問題：「當通譯有更換，他必須花更多時間了解案情狀況，如果他從警詢就開始跟著這案子，他的翻譯會比較快速了解……」
當事人與證人能否看懂警詢筆錄也是一大問題，邱榮英就曾碰過當事人要在法庭上「具結」，但結文看不懂也不會唸，只好通譯唸一句、當事人唸一句做完，那全是文字的警詢筆錄就更有疑問了：「由這邊可以看出來，警詢筆錄他看得懂嗎？應該不懂，既然中文他不懂，警詢筆錄真實性就可能要被質疑了。」
「如果沒有傳遞法庭在幹嘛，被告可能就像法庭上的孤兒。」這是邱榮英長期協助外籍人士、聾啞人士的感悟。即便是台灣人也未必能懂法庭在幹嘛，無法完全理解中文的外籍人士自然更難看懂司法文書永語、緩刑緩起訴的差別、和解與服勞動是什麼，也因此，能否有通譯確實是關鍵的第一步。
法庭沒有其他人聽得懂越南語 在台30年越南神父看見法庭亂象、有通譯也不代表溝通無礙
當然，有了通譯只是第一步，通譯能否實質讓法庭溝通無阻又是另個故事了。1988年來台灣、2006年獲美國「打擊人口販運」獎、長達30多年都在台灣陪伴外籍人士之「天主教新竹教區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神父阮文雄，也看見在法庭各種通譯成效不足的狀況。
第一個問題，通譯只被允許翻譯問到當事人的句子，被告往往對法庭現在在幹嘛、大家在說什麼無從了解。例如2021年4月2日台鐵太魯閣號408車次在花蓮清水隧道口為閃避掉落軌道的工程車而出軌、釀50死200多人受傷之悲劇，承包工程商的一名越南籍工人「阿好」成為關鍵證人亦是過失致死被告，阮文雄親自到花蓮去旁聽法庭，就發現，真的只有法官問問題的時候通譯才會講話、問阿好是否聽得懂法官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