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亞說，她在美國東岸一個「充滿愛的」天主教家庭長大，每周日家人們都會聚在一起共進晚餐，她的父母婚姻幸福，她希望自己和另一半也能彼此尊重互相扶持。
她20多歲時遇見後來的丈夫，很快就墜入了愛河。
但浪漫時光很快就變了調，跟隨而來的是25年被折磨和被控制的歲月。丈夫一開始是用言語罵她，然後完全控制她的金錢，她的行動，最後控制他們的三個兒子。
丈夫反對她外出工作和其他人互動，還不讓她用電腦。
「他每天都罵我肥，生氣時還會把我關在門外。」
後來，丈夫用金錢控制她，拿走她做清潔工作賺來的錢，還用她的名字和社會安全號碼去申請信用卡。
六年前，瑪麗亞聽到丈夫叫她去死，她終於再也受不了了，在家人和教會的協助下她一步步計劃逃跑。
因為房子被法院拍賣了，她最後搬去跟姐妹同住，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電腦，終於能建立自己的臉書帳號，還開始和別人約會。
但不久之後，她發現前夫知道自己和約會的男性朋友之間的短信，還出現在她去的地方。
有時候在高速公路上她會看到前夫突然出現在自己的車子之後，有一次她害怕前夫會追上來向她開槍，於是報了警。
她沒有起訴前夫，後來她又搬到更遠的地方，被前夫跟蹤的情況終於緩和下來，但是她發現到自己是間諜軟體（又稱跟蹤軟體，監控軟體）的受害者。
間諜軟體是市面上可以買到的一種軟體，通過某人的裝置，通常是手機，在沒有經過其同意的情況下對其進行監控。
使用者透過間諜軟體可以觀看被監控者的信息，地點，照片，檔案，甚至在手機附近竊聽交談內容。
2019年成立「對抗間諜軟體聯盟」（Coalition Against Stalkerware）的加爾培林（Eva Galperin ）表示，如果有人掌握到你手機裏的資料，那麼潛在性危害可能非常大，她看過許多案例，受害者擔心施暴者分享親密照片而不斷地被威脅勒索。
加爾培林表示，她接觸過的家暴案件「幾乎都涉及某種程度的科技控制」，經常包括間諜軟體。
「間諜軟體是一種非常強力的壓迫性控制工具，經常涉及一些嚴重暴力案件。」
研究顯示，間諜軟體越來越常見已經造成很大的問題，諾頓實驗室（Norton Labs）的研究發現，2020年9月到2021年5月，被安裝間諜軟體的裝置增加了63%。
報告顯示，間諜軟體的增加可能和新冠疫情封鎖期間人們更多時間待在家裏有關。
「在家裏的時間多了，懂得技術的人更容易拿到另一半的手機，在上面安裝間諜軟體。」
經過兩年的努力，加爾培林終於成功說服一些防毒軟體公司更認真看待間諜軟體，一開始防毒公司不願意將間諜軟體當成是惡意軟體，因為有些可能有合法的用途。
谷歌在10月刪除了一些鼓勵使用者監控另一半的程式廣告，這些程式通常以父母追蹤孩子的地點和信息作為行銷方式，但容易被施暴者用來監控另一半。
其中一種程式「SpyFone」就在美國被禁，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禁止的理由是該程式通過一個隱藏方式搜集分享個人地點和活動信息。
雖然業界和政府都採取根嚴格行為管制，但是間諜軟體和程式仍然在網絡上非常容易就能找得到。
加爾培林表示，聯邦貿易委員會下一個調查的對象就是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況下，販賣和購買手機定位信息的公司，這些信息對私家偵探非常有價值。
「科技男人幫」
間諜軟體故意設計成非常難以識別，有些人即使對科技非常熟悉還是會落入圈套。
網絡安全分析師夏洛特（非真名）就是一個例子。
她訂婚不久之後就發現手機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手機電池很快就沒電了，有時候手機會無緣無故就重新啟動，這兩者都是手機被安裝間諜軟體的可能徵兆。
難怪她的未婚夫能夠隨時掌握她的行蹤，這下她才真正明白過來。
為了了解更多如何應對和處置類似情況，她去參加了一個黑客見面會，這是她未婚夫的工作領域，甚至裏面她也看到一些熟悉面孔。
她說，這些人對於能夠跟蹤自己的另一半「完全不當回事」，她對這種態度感到驚訝。
這種「兄弟情」的科技人環境促使她進入網絡安全領域，希望以不同的觀點增加這個產業的女性代表。
只要在網絡上隨意搜索一下，就能找到許多宣稱只需要一個電話號碼就能侵入某人手機的廣告，通常只需要用加密貨幣支付數百美元就可以辦到。
如此神通廣大的軟體應該是執法單位才能掌握的能力，網絡安全專家相信上述那些廣告應該都是詐騙廣告，消費者真正在市面上能夠買到的間諜軟體大部分是以社交（交流）的方法作為掩護，實行資料搜集和侵入手機裝置等目的。
如何識破間諜軟體
夏洛特表示，只要稍微小心謹慎就能識破這些間諜軟體常用的小把戲。
你可能會收到一些附帶網絡鏈接的文字短信，或者是一些以假亂真的手機程式，貌似沒有任何問題。
但夏洛特表示，只要有一點懷疑，就直接刪除那些短信和手機程式，有些手機程式在刪除前還會跳出警告信息。
「間諜軟體會用一些威嚇手段，警告手機使用人不要刪除該軟體，這都是他們的詐騙伎倆。」
如果找不到間諜軟體，也可以直接將手機重新恢復到出廠設置，並將所有社交媒體帳號重新更改密碼，而且一定要使用多重驗證手續。
那麼，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是什麼呢？
許多國家都已經有反跟蹤騷擾罪和妨害秘密罪等相關法律。
例如法國就在2020年推出了關於家庭暴力的新法案，加重秘密搜集資料的刑事責任，未經同意追蹤他人的定位現在可處以一年徒刑和4.5萬歐元罰款，如果犯罪人是另一半罰款可能更高。
未來情況
但是加爾培林表示，不能期待光靠法律手段解決這個問題。
她認為，手機程式商店營運者谷歌和蘋果可以採取行動，禁止手機程式商店販賣間諜軟體。
另外，她認為重點應該放在警察的培訓，提高警察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
她說，經常看到受害者向執法單位求援，希望他們能逮捕跟蹤騷擾的人，但是得到的卻是沒有犯罪問題的回答。
網絡跟蹤騷擾案例的增加也催生了一種支援家暴受害者的新形態服務。
「終結科技濫用」（CETA）就是這樣的一個機構，該機構向家暴受害者提供協助，同時就越來越常見的濫用科技案例進行研究。
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不建議立即刪除受害者手機內的間諜軟體，而是以建立安全措施為優先目標，因為過往的經驗表明，加害者在發現無法讀取受害人的手機資料之後，通常會出現暴力升高的情況。
對瑪麗亞而言，她已經脫離暴力婚姻六年了，目前情況雖不完美，但已有很大的改善。
「我現在和一個很照顧我，支持我，為我說話的人在一起。」
有時候她還是會擔心她的手機，她還被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綜合症，但是她希望喚起公眾對網絡跟蹤騷擾的重視，並讓其他受害者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不要害怕，有人會幫助你，我已經勇敢站出來發聲，如果56歲的我做得到，任何人都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