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的保障下，不畏權勢或許不是太難，真正困難的是不畏群情：當群情洶湧地說你錯了，而你相信自己是對的，你能夠堅持嗎？
失敗者回憶錄47：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1976年4月7號傍晚，我和麗儀下班回家，剛進門女兒就喊道：「鄧小平落台呀」。她是從電視上剛播出的新聞得知的。那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作出的「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連小女兒都知道我們是多麼關注中國政局。因為那是對我們的工作生活有直接影響的事。
麗儀來香港頭兩年是中共的文革後期，中共黨內要求恢復舊有秩序、挽救頻臨崩潰的經濟的周恩來鄧小平的官僚派，與毛江強調要「繼續革命」和反對「復舊」的極左派，鬥爭趨尖銳化。極左派操控宣傳系統，也影響香港許多只知跟風而不知中國社會內情的左派員工。但麗儀是知道中國真實情況的。她幾乎每天都跟我談大陸政局，幫助我掌握時勢，並沒有隨著中共輿論的「批鄧」風潮起舞。
1976年正值《七十年代》原租用的舊樓要拆，我們找到莊士頓道屬霍英東的物業，決定成立天地圖書公司。麗儀替我奔走集資，協助創設這個具一定規模的書店。1976年四人幫事件後，她投放時間精力助我分析時局，使齊辛在評論中國變局方面建立一定地位。接下來，《七十年代》的分析，漸從黨內鬥爭、反極左的層次進而探討中共整個體制的問題，尤其是批判中共的特權階層，觸怒了直接管港澳工作的北京掌權者。雜誌從受中共回朝派的歡迎轉為受壓制。而我也在海外知識人的影響下，從對中國認同，轉為「重新認識中國」的歷程。與中共反向互動的結果，就促使我帶同《七十年代》，脫離左派陣營，即離開天地獨立經營。這段過程以後再細說。
這裡要談的是，在這段與中共分離的認知過程中，麗儀每一步都與我同行。為此，她放棄了安穩的中資機構的工作，中資提供的廉價居處也被收回了。這不是容易的事。我原以為麗儀會猶豫，畢竟她的家庭出身和事業基礎都源自中共黨，但實際上她很堅決。
在艱難的經濟壓力下，麗儀想依靠過去在大陸的人脈關係做生意，賺點錢協助我重建一個獨立的輿論陣地。但她的誠實使生意無成效。有一次她到北京接洽事情，還險些因我的關係被扣查。她的挫折感不比我少。
脫離中資陣營後，一向認真工作的麗儀變得有一段時間無所事事，有點落寞。1983年，日本亞細亞研究所同我聯繫後，邀請麗儀到日本任客座研究員三個月，其後她又在三菱總合研究所的刊物上撰寫關於中國市場的專欄。
《七十年代》1970年創刊，1981年起獨立經營，84年改名《九十年代》，1998年停刊。辦了28年多的政論雜誌，不用說常有些文章或採訪引起爭議。雜誌結束後我未停止過在報章上寫政論，也受過不少攻擊。在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的保障下，不畏權勢或許不是太難，真正困難的是不畏群情：當群情洶湧地說你錯了，而你相信自己是對的，你能夠堅持嗎？
我常想到一個故事：
在發生木馬屠城的特洛伊城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一面古銅鏡，銅鏡後面刻了一段古怪的銘文。許多考古學家去看，卻怎麼都看不懂。古鏡就放在博物館中。二十年後，一個年輕考古學者來看銅鏡，他拿出一面普通的鏡子，照着銅鏡背後的銘文，原來只是左右倒轉寫的希臘文。鏡子一照銘文就清楚了，上面寫着：「致我最親愛的人：當所有人認為你是向左時，我知道你一直向右。」這段文字，正道出銘文何以左右倒轉的原委。
許多民族都有左卑右尊的觀念，英文的right，既是右的意思，也是對的意思。這面銅鏡大概是美麗的海倫留給她苦命情人的，她要告訴他：儘管所有人認為他是愚蠢的，錯誤的，但她絕對相信他是對的。
這是一個杜撰的故事，卻令我想了又想。
人生的道路並非筆直順暢，挫折彎路難免。有時候是因為選擇錯，有時候是因為堅持自己的理想和是非價值而碰壁。人總要忠於自己，但忠於自己絕不等於會成功，事實上堅執己見的失敗機會更大。當輸了，失敗了，會有許多人認為你是愚蠢的，錯誤的，但若始終有一個人在你身邊說：我絕對相信你是對的。這種情感，這種信任，這種堅持，足可使人度過困乏和難關。
回顧一生的編寫生涯，受到種種批評甚至鋪天蓋地的圍剿是常有的事，但過去總有一個聲音在我身邊說，你也許不合時宜，但你是對的，也是應該這樣做的。
通常開始時這只是一個人的聲音，但這聲音太重要了。她離去後，我在困難時刻，仍然會在冥冥中聽到這聲音，於是挺起身繼續走自己的路。（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11日）
失敗者回憶錄48：「不可缺篇章」最終篇
1979年我編選了一本《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我在「代序」中寫了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因為人與人的感情是很難相通的，所謂「感同身受」只是趨「同」，而不可能是全「同」。
文革結束後，中國右派作家獲平反，一時間湧現許多反映大陸現實陰暗面的文學作品。1979年我編選了一本《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我在「代序」中寫了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因為人與人的感情是很難相通的，所謂「感同身受」只是趨「同」，而不可能是全「同」。寫這句話是要喚起讀者在閱讀那些故事時，有更多「設身處地」的代入感。
2008年獲知麗儀患重症至她離去，這段時間我不斷想起三十年前自己寫的這句話。讀過許多愛情悲劇，那大都是年輕人的故事，一個老者的老伴正常患病離去，算什麼悲劇？這時我才知道，儘管一向自以為理性堅強，其實也只是有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當常人都有的傷痛臨到自己身上，也會產生痛不欲生的軟弱感情。
我想起她在患重症住院初期，還有意志接受檢查治療要活下去，但當醫生都表示要放棄治療，而她身體日漸凋零以至不能站立的時候，她平靜地對我說，她想「了結」，不想再拖累我。我淌淚說千萬別這麼想，怎樣辛苦我都甘心。她真是不想成為我的負擔，但對我來說，只要她活著，就不是負擔，而是對我生存的鼓勵。
我想起年輕跟她通信時，我們討論過我們都在看的狄更斯小說《雙城記》。故事結尾是卡頓為了他所愛的露西的幸福，甘願到獄中替換與他樣貌相似的露西的丈夫查爾斯，並代他上斷頭台。卡頓臨刑時想到的是：「我現在所做的遠比我做過的一切都美好；我將獲得的休息遠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他不覺得自己為所愛的人犧牲，他上斷頭台沒有悲戚傷感，他感到的反而是美好甜蜜。那時候我們就談到，愛情是一個人的事。愛人得其人之愛，最幸福；愛人而不得其人之愛，是其次的幸福。當她受到很大壓力，要逼她選擇與我分離時，我問她，如果我們真的要分開的話，這段感情是否就終結了？她的回答是：真要分開，感情還是會在心中延續，直到永遠。
在文革期間，她受到的壓力更大，那時我們有兩個女兒，由她撫養。她不可能帶著女兒到香港，而唯一可以減少壓力的做法，就是我遷去大陸定居。我們不是沒有談過這麼做，但兩人都否定了，因為現實是我回去不知道可以做什麼，我們的生活費也無著落。她說，必要時只好在手續上離婚，等那個瘋狂的時代過去，再重新在一起。不過，這個「必要時」沒有出現，我們挺過去了。
來港後我們一起生活了34年，她真的相信愛情是一個人的事，對我與異性朋友來往從不過問。她說，如果一方的愛情已不存在了，為什麼還要勉強在一起呢？我問她，如果我們不是經過20年的分離和磨難，如果一開始就生活在一起，會不會反而因許多不協調，使感情無法維持？她說，一定不會。我反躬自問，卻沒有她那麼肯定。
她離去後，在女兒居住的加拿大卡加利的墓園安葬。從2009年開始，每年春秋兩季，我都會飛越太平洋，長途跋涉，為了去她的墓前，默默懷念。若有靈魂，她的靈魂也不知飄到何處。她不可能知道我去了墓園。不過我不是為了要讓她知道才去的，我是為了自己而去的。縱使她不在，但愛仍在。 這兩年因為疫情而耽擱，我一直心有戚戚然。
「愛情是一個人的事。」我寫過這樣的文章，也在電視訪問中講過。我知道許多人不認同我的看法，其實我自己也不是那麼肯定，因為世界上普遍的情形不是這樣。因愛情而犯罪遠比性犯罪更多。世上許許多多的愛恨情仇，糾纏不休，都是因為把愛情視為兩個人的事，嫉妒，要求對方以同等或更多的愛作回報，或要對方改變習慣來適應自己的習慣，這些事幾乎一定發生。我想：若是真愛，那就是一個人的事。
1974年她被調來香港前，中共組織曾徵求她意見，說可以把兩個女兒留在大陸，組織一定會好好照顧。她一口拒絕。
麗儀不僅協助我的事業，也愛護家庭，悉心照顧孩子，凡事她總先為我和女兒著想。她對人坦誠，雖有時過於直率和性急，但心地善良。她成就了我一定的名聲，而甘當籍籍無名的平凡人。我在此必須記下平凡人不平凡的一生。
在我們的墓碑上刻下兩行字：結緣逾半世紀不離不棄；牽手近一甲子無怨無悔。（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13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