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上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失敗者回憶錄43：復活
大約1959年，我寫了一篇書評《「復活」與托爾斯泰》，在《文匯報》的「文藝周刊」刊登。文稿和剪報現在都找不到了。想起那時候真是感受很深才寫出來的。這是我難忘的一部小說。其中一些段落，我在後來寫的評論文章中，還常引用。
《復活》是托爾斯泰在他出版著名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封筆25年，然後於1899年寫成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沒有前兩部作品那麼重視細節的描畫、人物的立體，而是貫穿著托翁對社會人生的思考，是他經過長期對帝俄時代社會的觀察、對自己作為大莊園主地位和年輕時荒唐生活的反省之後，形成一套以和平、非暴力去反抗暴政和畸形社會的哲學思想。小說多層次的思想內涵，多於作為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
主人公是貴族青年聶黑留道夫。他誘姦了姑媽家的侍女卡秋莎，狠心離去，而卡秋莎卻懷孕了，還被姑媽趕走，流落為妓女。後來卡秋莎涉嫌謀殺，出庭受審時，恰好聶黑留道夫是陪審員之一。卡秋莎已經認不得他了，他卻因此反省是自己害了她。卡秋莎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亞，聶黑留道夫出於贖罪的意念，甘願一路陪同卡秋莎流放。在漫長艱苦的流放途中，他與囚犯們密切接觸，聽他們的經歷和故事，他慢慢察覺到在自己迷人、繁華的貴族生活外，世界充滿壓迫、痛苦和野蠻，而他以前是視若無睹的。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上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這樣的悲憫概括，使我讀到時相當震撼。歷史著作、法律著作都不會承認被囚的罪犯就只是這四種人，但若從人道主義的觀點看，卻不能不承認這說法確實反映了社會真實。試問有哪一種罪犯能夠離開這四種請況呢？其中的政治犯，那是所有民主國家文明國家都不存在，而只有專制政權才有的罪犯類別。政治犯不是為個人私利犯罪，而是為公眾權利發聲，或為體現公民應有權利而行動的人。在自由和人民權利受壓制的情況下，多數人啞忍，明哲保身，而政治犯選擇挺身而出。他們不僅因此遭受苦難，甚至還會受到保持沉默者的埋怨甚至攻擊。儘管政治犯的主張不是人人贊同，行為也有可議之處，人格也不無瑕疵，但他們不是為私利而犯罪，是為平民百姓的應有權利而被認為犯罪，確實如托翁所言，被治罪只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在社會平均水準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