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王海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中國共產黨發展過程大體上分為建國前、建國到改革開放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後至今三個階段，這一路走來，中國從一窮二白時期到現在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過程，而是長期推動努力的結果。
王海良說，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套經驗制度，並且在改革過程中逐漸完善，包括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有其遠大的目標，並且能夠動員廣大的人民齊心協力地來達成，當遇到困難危機時，會有來自傳統文化力量的八方支援等。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套機制在中國很受用。
「但是在我們對外交往和互動的過程當中，其實越來越多的發現，有的時候存在了很多的誤解、誤區。我認為，實際上中國太大了，又是一個這個快速發展變化的一個大的經濟體和這麼龐大的社會，那周邊多少有一點盲人摸象的感覺。」王海良說。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所主任凱瑞·布朗（Kerry Brown）今年6月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也提到，西方世界對中共存在誤解，西方可能將中共視為一個西方意義的政黨—一個只包含有限政治功能的團體，但中共在中國其實是一個全能的政黨，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中共負責，這是很獨特的地方，這種現像只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中，而中國又是現存這種社會主義體制下最大的國家。
王海良表示，特別是近兩、三年來，西方主流媒體發表了很多中國的負面消息，雖然中國在改革過程中並不是毫無缺點，但中國人民的感覺普遍是正面的，用他的話說，如果中共真的這麼糟糕，怎麼可能有那麼大的進步和那麼多人民可以吃飽穿暖，所以負面評價是站不住腳的。
客觀事實與主觀理念
王海良認為，這些外部批評和媒體上的「嘴仗」，其實都不是來自於事實層面，而是思想理念衝突而形成的交鋒。
他說：「我必須坦率地說，我發現有很多西方政治家，還有西方的一些精英人士，當然也包括我們中國大陸內部的一些人，他不是從事實層面來得出一個結論，而是從他的理念出發來看這個情況，也就是說，主觀的作用要比客觀事實的能量大得多，所以他沒法正確地來估計、評判，就會陷得越來越深，矛盾也就越來越大，這個思想交鋒就會變的很尖銳。」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研究項目主任李明江也說，中美應該要把注意力放在「治理」上面，而不是用意識形態相互批評對方的政治體制。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個自信下，把自己當做「主」，將世界視為「從」，認為全世界都要來了解中國，而不是中國去了解世界，「讀懂中國」會議就是出於「西方要來順應我中國」這樣的目的舉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