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觀點仍然是，與他人合作才是促成改變的最佳方式，這樣我們才能持續提出正確的問題，而同時我們也必須記住，我們在本國也面臨自身人權方面的挑戰，」英足總最近在一份聲明中這樣說道。
「我們還看到對話與接觸的機會，能夠在這個仍有人權難題的地區達到真正的改變，超越卡達的國界，延伸至鄰近國家，這是即將到來的世界盃其中一項功績。」
並非所有人都同意這一點。在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之後，這方面有任何進步的證據不多，而俄羅斯在主辦2014年冬奧會和2018年世界盃之後，也同樣如此。
不過，雖然在運動員、政府或者體育迷中間，對於全面抵制北京冬奧會的熱情並不高，但是參賽者一旦置身當地，是否仍然能帶來一些改變？考慮到近年再次興起的社會運動主義，這一點並不會令人驚訝，因為從種族主義到女權，從精神健康再到環境問題，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員為廣泛的社會議題發聲。
雖然最近有所放寬，但是國際奧委會（IOC）章程的第50條仍然嚴格限制奧運選手在賽事期間能夠說什麼和做什麼，仍然禁止在領獎台、官方儀式或者賽場上進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抗議、示威或者宣傳。
網球運動員彭帥的事件引發外界對北京的廣泛批評。
在媒體區、混合採訪區和社交媒體上，言論自由是被允許的，但是運動員是否會在一個不時因為審查和恫嚇外國記者而受到批評的國家利用這種機會，則有待商榷。特別是近日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主席史蒂夫·賽門（Steve Simon）表示，如果2022年要在中國舉辦賽事，他會對「我們的球員和工作人員可能面臨怎樣的風險感到非常擔憂」。
看起來，中國當局確實不會對來自體育明星的譴責太過友善。波士頓塞爾蒂克（Boston Celtics，塞爾特人）的球員埃內斯·坎特（Enes Kanter）在10月批評習近平主席並表達對自由西藏（Free Tibet）運動的支持後，引發了巨大的反響。他的名字從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博上被屏蔽，而據稱凱爾特人隊的比賽串流直播也被取消。與此相似的是在2019年，兵工廠（Arsenal）前中場球員梅蘇特·厄齊爾（Mesut Ozil）在強調維吾爾受到的待遇時，一場兵工廠的比賽也被中國官方電視台取消直播。
很多人權組織也曾呼籲國際奧委會重新選擇冬奧會的主辦地。在這樣晚的階段，當然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但是圍繞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嚴重爭議已經令外界更加深刻地審視奧委會對主辦地的選擇，以及奧委會與主辦地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