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為什麼這次徵關稅時讓加拿大和墨西哥得到豁免？
羅斯：有幾個原因，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限制與它們的活動，但它們也是我們鋼鐵的兩個重要出口市場。加拿大和墨西哥佔了我們鋼鐵出口總量的大約90%。所以說，如果我們關閉了與這兩個國家的雙向貿易，我們得不到好處，反而會破壞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動，其中重要的一個是北美大陸的安全。
記者：中國對關稅做出回應了嗎？你有沒有聽到中國商務部的消息？
羅斯：他們對此予以批評，但尚未表示會採取什麼確切行動。他們表示，很可能會向世貿組織抗議，因為雖然法律不受世貿組織約束，但我們仍然是世貿組織成員。
我們相信，我們在世貿組織可以拿出很好的國家安全理由，因為世貿規則明確有國家安全方面的內容，我們與各國的自由貿易協定裡也有。
記者：如果我錯了請糾正我。世貿組織的法官，不論他們的裁決是有利於還是不利於美國，如果日內瓦的法官告訴一個主權國家甚麼是國家安全，什麼不是，我認為不太尋常。我不清楚以前是不是有過這種情況。
羅斯：我不認為以前有過。我認為，這是眾多阻礙之一。如果世貿組織告訴我們的總統什麼符合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在美國會非常不受歡迎。
記者：可是美國別的一些公司或組織、產業和部門提出了抱怨。比如，我注意到，大豆，美國生產大豆的人不喜歡徵收關稅的想法，因為中國購買60%的大豆，而他們擔心中國不再買大豆了。
羅斯：是的。可是首先，大豆是中國飲食結構的關鍵組成部分，是中國人飲食結構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質來源。我們是世界大豆市場的一個重大因素，我不是很確定中國能否找到替代來源，取代我們的多數大豆。不過，就算他們真這麼做了，日本和其它市場如今也在消費這些大豆。所以，中國要找到其他大豆生產方，必須要付高價，他們只能這麼做，才能讓巴西、阿根廷這樣的國家，從傳統客戶轉移走，改為替中國生產大豆。他們必須付高價，這就會讓中國增加成本，而這又為我們的大豆生產商打開市場。所以，臨時的干擾可能會有，但在我看來，最終不會有巨大的淨損失，這是因為，貨物轉向中國後會出現我們可以填補的真空。
記者：我採訪過川普總統很多次，那時他還不是候選人，還沒當總統，只是商人。他總是愛說，中國在坑美國。每次採訪中，甚至在我根本沒有問這個問題時，他都會插話表達這種觀點。為什麼我們會出現這樣的差異？比如說，中國對美國汽車收的關稅這麼高？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羅斯：我們為什麼走到這一步非常耐人尋味，這跟美國之音的歷史幾乎也有一些關聯。二戰剛結束的時候，有一個政策上的決定。美國那時有著巨大的貿易順差，事實上，直到1970年代中，我們都是順差。不管怎麼說吧，二戰剛結束的時候，在政策方面做出了這樣的決定：我們必須幫助歐洲和亞洲重振，走出戰爭劫難。所以我們有意減少了對這些國家的貿易壁壘，有意向他們提供馬歇爾計劃和其它形式的援助。在當時這可能是很好的公共政策。他們的錯誤是，沒有製定或標明時間限制。所以，想想看，當時給德國做出的讓步完全恰當，可是現在已經不是1950年代初了，德國現在是超級出口大國了，有巨額的貿易順差，是非常強大的國家。所以，我們的政策沒有與時俱進。結果呢，我們處在這樣一個荒唐的環境下：來自美國或多數國家的汽車，如果出口到歐洲，有10%的關稅，是我們徵收的關稅的四倍。然後在這之上，還有增值稅（VAT），把關稅的影響又略微擴大了。對中國來說，因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還是個艱難奮鬥、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他們對汽車徵收的關稅是25%。他們現在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為什麼這一點很重要呢？這是因為我們的貿易逆差有兩個根本來源。一個是地理性的，那就是中國；另一個是產品，那就是汽車。所以，如果我們要想以有意義的方式減少我們的整體貿易逆差的話，我們必須解決中國問題和汽車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