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民主運動開始活躍，並掀起一波一波浪潮的七、八十年代，為什麼在香港眾多傳媒當中，台灣的黨外人士，和支援台灣民主的梅心怡等人，要選擇供稿給《七十年代》呢？原因是香港媒體左右分明，右派的不敢得罪台灣掌權的國民黨，而左派因為摸不清黨外民主人士的底細，不是懷疑台獨，就是懷疑「外國勢力」，所以對台灣黨外的抗爭，不敢大篇幅報導，更遑論發表評論了。而香港一般市民不關心台灣政治，也使電視新聞不怎麼報導。
我當時秉持著反專制、反威權、爭民主、爭自由的意識形態，也因為長期形成的對國民黨的莫名惡感，又沒有正統左派那種怕這怕那的心態，因此在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就抓住時機大量報道了。
台灣其後走上民主之路。我們的「外轉內」言論，是否也起過推動作用呢？我雖不願意妄自菲薄，但也必須承認，若有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功勞，這功勞也首先屬於台灣提供信息和評論的黨外人士，其次屬於支援台灣民主的外國友人，而其三，是屬於香港這個靠近海峽兩岸的自由法治的殖民地保護傘。
2017年臺北市長柯文哲說「香港很無聊」。現在，或許是的。但在四、五十年前，在海峽兩岸都缺乏言論自由的時代，許多臺灣的知識人、黨外人士來香港，如饑似渴地到圖書館看資料，看香港報紙，買香港雜誌，對他們來說，香港不僅不無聊，而且十分有聊，甚或是全世界最有聊的地方。
現在回想起那個時期《七十年代》對台灣政治的報導和評論，固然有推動民主自由的作用，但對蔣政權的批判則未見公允，特別是只看到專權政治的一面，而沒有看到還有好的一面，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及在中共的威脅下，不得不嚴密防範滲透，而且即使在這樣的地緣環境下，仍然逐步開放人民的自由。我想，這是我那時的左派思想意識根源所導致的偏差。（原文發佈於10月20日）
（原文發佈於10月20日）
失敗者回憶錄78：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葉紀東是二二八事件的學生運動負責人，事件後在台灣難以容身，於是中共地下組織將他召往大陸，參加中共主導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對台廣播部工作。
1972年《七十年代》刊登的《周恩來會見台籍人士側記》，文中提及一位台籍學者對大陸的台籍同胞表示關切，願見中共政府啟用台籍幹部。
從這個關切，或顯示這位台籍學者可能略知身在大陸的台籍人士的處境未必好。懷疑在大陸的台灣人，會否受某種程度的歧視。
因為《七十年代》關注台灣問題，1977年我在北京曾被招待到一位台灣人家庭參觀和談話。以當時中國的生活水平衡量，這個家庭的生活相當優渥，我相信當局事先作過刻意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