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李敖以《文星》為舞台，創發出台版、小型的六○年代青年風暴。其性質、規模（左翼、集體、激進）自然無法和彼時歐美日的等級相類比；但對照前述陳映真等人的「浮游群落」悲運，李敖以說學逗唱、單人相聲風格搭起的舞台，其實反倒符合南島熱鬧喧騰的氛圍。在雷震遭構陷入獄的六○年代，看著李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當然會激發年輕世代有為者亦若是的內心呼應。六○年代是李敖的，這既有知識啟蒙的興味，更具娛樂大眾神效。
但問題在於，李敖始終是以《荒野大鑣客》的孤孑身影強逞英雄本色，那種看似不妥協的抗爭風格，與其說是自由主義，毋寧更接近楊朱的自我中心主義。再進一步勘查，李敖的這種自我中心主義，完全與彼時風行的存在主義若符合節──「存在即本質」，形露於外即是荒謬、扭曲、疏離。奠基於此時代的李敖，爾後永遠以一種不合時宜的「異鄉人」姿態面世。當他開風氣之先帶動潛在的反抗能量後，崇拜者終會發現李敖只是自戀、狂悖，最後幾近法西斯。
白色恐怖年代栽了兩次筋斗
儘管李敖精擅於在黨國鋼索上行走，然而在白色恐怖年代還是栽了兩次筋斗，一次是涉嫌援助民主運動人士，致讓自己惹上多年徒刑，另一次純屬爭產意外。彷彿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中練就火眼金睛般，爾後的李敖更不信人，俠義施捨是算計，勒索名人是日常。
最後他「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到處興訟提告，讓過往役使他的暴力國家機器轉而為他所役，這簡直就像《天龍八部》裡的「星宿老怪」丁春秋。李敖以其荒謬見證時代的悲涼，但似乎少有人從這脈絡一窺李敖虛實，或直視中華民國台灣的千古糾結。荒謬即本質，糾結於此的李敖更形讓它纏繞，不再解釋何以反覆、反動。
再就學問的深淺來衡度。李敖始終停留在考證學派的脈絡，精敲之後的義理淬提從不在計慮之內；關於黨國人物的祕辛爬梳，最後也流於八卦追索。李敖孜矻於搜羅群書、檔案，日日定時勤作，但他有史才、史學，但少了史識，更不用說史德的闕如。這還僅就華夏傳統史學來言說，要承接泰西史學的脈動，他更是力有未逮，更大的缺漏是他完全置西洋歷史哲學、社會科學於度外。所以看李敖之書一如看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說，精彩備至卻過目即忘。
李敖一心以偉大的作家、史家、思想家自期，但終其一生儘管著述甚豐，他就像逐日的夸父，夜以繼日地狂讀速寫，終究離他自己以及旁人設定的客觀門檻都遠甚！這等荒謬實相早在上個世紀六○年代就已鑄成形模，所以要論李敖特質與侷限定著於此即可，這是資本的萌芽、積累與生產，其後就只是擴大再生產，甚或剩餘價值的自我剝削。
必須一提的是，李敖未如夸父渴死、累死，且在往後半世紀繼續「禍台」──用他自己的話。
荒謬的李敖，從不是魏晉清談人物，他好名貪財，孤高又喜役使他人，到了八○年代黎明初露，以著一本本的《千秋評論》、《萬歲評論》做為政論旋風兒，並而試圖「指導」黨外的所有活動。這當然就與眾人鬧翻，於是負評、訴訟全集於一身。
自豪立德立言立功，實則敗德一生
當「李敖死了」的天啟之音響起，公眾靜待李敖從此不見於人群；孰料有線電視的出現，竟讓李敖得以依託蓮花金身再起。從此他以三寸不爛之舌讓聲名又起，只是不論於政界、傳媒，曾經一時的英豪，從此蛻變成一代丑角──反蔣人物竟與黨國餘孽馮滬祥合流，口頌自由卻稱道極權中國。壓在他身上的五指山已非國家機器，而是淺薄的消費主義，和他作繭自縛的荒謬基因。
李敖一再自豪，立德、立言、立功都滿載，實則敗德一生（以今之「政治正確」測試，他無一合格），胡言蓋天，倒是從文化、政治衝撞黨國體制，的確功不唐捐。但與其探索外在的事功，李敖的存在就是當代台灣史不能避開的課題。他大聲嚷嚷自由不羈，卻是極權秩序的尊崇者；他不屑台灣，卻是島嶼才能提供他精彩一生；他想認真擘畫思想大業，人們只想看他的鬧劇登場。當然，悲劇就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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