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還要加上有血緣關係的非自己人。
就這幾個選項，我覺得蔣並不把汪當作（毫無血緣關係的）自己人，比如前者的輩份比後者低。第3個和第4個選項應該是始終盤旋在蔣的腦袋中。如果蔣對 international regimes 一知半解，他還會錯誤地認為說他和汪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之間是可以保持一（大）段距離的亦即不站在一邊的。
幾點觀察
第一，作為一個研究或者搞情報的人，他/她的腦袋必定塞滿了無數的問號，光是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就有幾種。有時候，他也會犯一個毛病，就是把一件簡單的事物（過於）複雜化。[6]
第二，由於各種自然和人為因素，有很多的寶貴機密資料不翼而飛。也有一些資料的保密期限很長，例如一個於2007年9月放映的電視影集《紅色追擊令／北方情諜／Supreme Order》，它所演繹的是1948年春天／6月的前後在大陸東北所發生的真實故事。到了片尾亦即第27集的第38分鐘，觀眾被告知說那個於1987年過世的男主角的最後執行任務不可奉告，因為那是一個絕對的秘密。[7]更有一些資料是互相矛盾。就戴是否為某一個諜報人員的上線，每位研究者只能夠各自描述、解釋和推論，看看誰的研究成果最貼近事實。當然，他所撰寫的文字要先合乎邏輯，才算是及格。然而，100%合乎邏輯的專書、學術論文等等也不見得能夠代表100%的事實。
第三，絕大多數有關汪的專書是沒有應用社會科學所講的理論／theory。這表示說作者遺漏了推論／inference 這一個重要、能夠預測未來的功能。
第四，實在是有必要區隔和平/承平時期和戰爭時期。隨隨便便給一個人戴上例如（現代）漢奸這一頂帽子是要不得的。如果在和平時期，一個人購買了美國貨品、去了一家日本餐廳請客、吃飯或者到那兩個國家工作、留學和觀光就變成了漢奸，天下豈不就大亂？另外兩個例子值得我們思考：余英時研究過汪。2012年2月，多少同情汪的他指出：以上關於汪…心路歷程的反覆論證並不是為他翻案，價值判斷根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過心理事實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詩詞。現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證，與汪的心理狀態作對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從他的日記來看，與汪精衛幾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記中又記下了國民黨同仁的共識：「鹹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這也和汪精衛預言戰爭「必將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轍。又於2020年8月，一位在國際學術界的重量級學者推出了一個有利於汪、更加中性的概念，難道他也變成了漢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