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在約20幾年前的一個濕冷的冬季早上，進到北部一所收容被判感化教育的少年輔育院（現改制為某某中學）進行研究，剛好經過正在軍事化管理和操練的新收隊伍，看著十幾歲的受刑人上著手銬、腳鐐及聯鏈，穿著短褲和短袖內衣在集合場訓練，這一幕仍記憶猶新。而就在2021年，少年收容機構也全部改制為矯正學校（中學）了。這是一個相當進步的作為，也實現了憲法保障的受教權。
監所是全民的 越不關心越難改變
19世界俄國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說過，「只需走進監獄，即可判斷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監所不是矯正署的，更不是法務部的，他們是屬於全民的。如果他們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與被看見，就越不會有人想去關心和了解，可想而知就越難進行改革與公開透明，如此沉痾還是難治。
犯罪議題面向是經濟學人的城市安全指標之一，而殺人犯罪、監獄監禁人口及容忍毆打妻子等更是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的人身安全指標之一。可見，這議題都跟人民幸福感與生活品質息息相關。大家都希望能安居樂業，對於那些否定法律與社會規範者，為實現正義，我們便實施正是制裁予以否定他們的否定行為。然而，我們絕對不能鄉愿，只要有一部嚴厲法典便可治天下。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
例如，一昧強調亂世用重典，也創造監所另一個極端不穩因子。在兩極化刑事政策下，重罪重罰、輕罪輕罰，屬於重大惡性的長期刑收容人（刑期10年以上佔34%），如此我國能維持不跑不亂不出意外之囚情穩定，實在已屬相當難能可貴，更遑論發揮教化功能。況且，除了死刑，大多數人有天還是會出來社會，那時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接住」這群人呢？
教化與戒護人力不足 「丟」進去不會自己好
我們不要以為關好、關滿，人就自動會改變。監獄裡相對於戒護管理人員，定位為專業輔導與助人者，是屬於比較軟性的教化人力包含教誨師、調查員、輔導員、導師、訓導員、教導員，目前共計401人。然而，其實與外界想像的專輔人員還有很大差距，不僅多無相關助人證照甚至專業訓練背景也多與心理和社工專業少有關係。且業務上與身分上與受刑人接觸的機會甚少，角色和互動形式仍難被認為是助人專業人員。盡管矯正署在近年編列毒品教化等相關專案預算，晉用200多名相關人員協助教化工作，確實也稍緩現有專任194位心理師及社工師 （員）繁重的工作。
另外，長久以來為人詬病的戒護管理人員與收容人的比高達（2020年約1:10，且近年有持續降低），還是難以與澳洲（1:1.8）、新加坡（1:5.4）、日本（1:5.9）、英國（1:3）比擬。這些問題政府與社會大眾若仍只是認為，反正「丟」進去，他們自己會好，或讓矯正機關自己去想辦法的消極思維。可預見的，社會的不理不睬，會使他們「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他們的改變也將成為「無期待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