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黃晴美願意付出這些？鄭自才嘆：「她全程參與，並沒有反對哥哥與丈夫參加這麼危險的殺頭生意，她沒反對還來參與，因為晴美比我、比黃文雄都還愛台灣！」
1974年黃晴美與鄭自才離婚，前民報董事長陳婉真曾與黃晴美當面聊起此事，表示他們的婚姻其實早在刺蔣案前就發生危機，「她當時就知道這婚姻會結束 但因為發生這樣的事情（刺蔣案），她選擇一個人擔起來，她與鄭自才變成同志的關係……」
刺蔣案發生後，黃晴美承擔一切、獨力撫養兩個孩子，為的並不是傳統對「堅毅母親」的期待，而是作為一名革命同志的責任，陳婉真說，這與傳統台灣女性被當成配角或是「代夫出征」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一切力量的來源，或許一如鄭自才所言，是因為黃晴美愛台灣，很愛很愛。
輔大哲學系教師沈清楷探問，若試著回想1970年那天在紐約廣場飯店（Hotel Plaza）的情景，當黃晴美從皮包掏出一把槍給最親愛的哥哥、知道哥哥即將去死或是可能被抓被關，那掙扎有多大？哥哥被抓時她還在旁邊，那有多痛？
儘管痛苦，黃晴美卻沒有掙扎、冷靜藏起武器並承擔一切後續，沈清楷說，這正是為了爭取台灣人的自由：「她堅持的，是一個做人的基本尊嚴、追求獨立運動中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必要；他們默默付出，召喚的不是『偉大』，而是『自由』……」
定居瑞典晚年失智、臨終前幾個月只講台語 「晴美永遠沒忘記台灣」
1974年黃晴美與鄭自才離婚後定居於瑞典，並與公共雕塑家Percy Andersson再婚，過了37歲的她仍心繫台灣，後半生持續保護政治受難者，並致力於母語運動。黃文雄說，因著台語存亡危機，黃晴美還到瑞典的大學修語言學，回台灣也和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聯絡，學習漢文、羅馬拼音混合的台語書寫方式。
黃晴美與2010年開始出現阿滋海默症初期症狀，精通四國語言的她，過世前幾個月裡說的只有台語。鄭自才說，黃晴美雖然在離婚後定居瑞典，「異鄉變故鄉，台灣變成很遙遠的地方」，但她一輩子懷抱著故鄉的夢，繼續為台灣努力：「雖然台灣把晴美遺忘在瑞典這樣寒冷的地方，但晴美永遠沒忘記台灣……晴美與我，都是台灣追求建國路程中的播種者……」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陳俊宏表示，過去台灣還有很多女性扮演推動民主之要角，但至今還看不太到對這些女性的書寫，盼有更多的「her-story」讓台灣人看見女性的視角與角色；尤其在當今中國壓力下，有些人寧願犧牲一點自由、民主也要從中國換取更多經濟利益，在這般情況下回顧過去歷史能讓更多人看見台灣在民主化過程的價值與追求，黃晴美，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與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