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從初中一年級起，就按父母安排，離家住校學習。入大學時，父母都去參加土改，我們又自己選擇，先後離開清華園的家，到遠離北京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工程技術去了。
對父親從事的社會學和經濟學，我們可以說是不懂的。因此對於父親的學術思想的解讀，我們只能向社科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單位的社會學研究機構裡父親的生前好友、同事和學生們學習；並向許多青年專家、學者們請教。他們花了許多精力來研究父親吳景超的學術思想，寫出文章；開學術研討會，使我和哥哥能更好瞭解父親，認識父親，使他的一些理想和學術思想能繼續為國為民服務。我們也瞭解了我父親不論沉浮起落，一生「執著追求祖國民富國強」（全慰天）；努力「使社會學為國家服務的中國化」（雷潔瓊）以及理論聯繫實際的治學精神。「這種治學精神，我們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繼承下來」（費孝通）。我們深深地感謝他們。
我們感謝北大社會系袁方教授去美國時，取得了我父1928年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並由潘乃穆（我們少年時的朋友）和築生、郁林譯校而發表。在那時，父親就以大量實例和資料，深入探討了「由於東方人與西方人的會合，這個國家的各個民族在個人生活、社會關係和民族」關係方面顯示的後果。強調了『邊緣人』對東西文化交流和中國的社會改革起作積極而關鍵作用」。我們沒有調查，但能否在此順便探詢一下，父親是否是詳實描述美國「唐人街」和要求共贏的中國第一人呢？我們還要感謝清華大學張玲霞女士，她著的《清華校園文學論稿（1911-1949）》和《藤影荷聲清華校刊文選（1911-1949）》真是太好了，使我們瞭解了我們的前輩少年、青年時在清華學習、成長和教學的真實情況（包括我父親），和他們的人格和風采。許多情況是我們子女都不知道的，使我們非常感動，沉浸在回憶裡，久久不願放下這些書本。
我們感謝社科院的閻明博士，她撰寫的《社會學在中國》較客觀真實地反映了父親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等領域探求富國強民之路的一生。還有謝泳先生，他在〈吳景超的學術道路〉中感歎道，父親作為「一代知名學者」，「他的學術著作至今沒有重新出版。」這燃起了我們重新整理出版父親舊作的願望。另外，他的許多學生，至今還紀念他，如只聽過父親講課一學年的劉佳有先生，在《世界日報》著文〈有先見之明的吳景超〉，談到父親的一些學術思想和觀點，他總結說：「有過貢獻的思想者，人們心中是永遠銘記的。」
我們更感謝魏新武先生，他是研究社會保障方面的專家，編著有《社會保障世紀回眸》等著作，也是親耳恭聽過父親授課的尚于人世的少數學生之一了。他不顧80高齡，還出面協助編輯出版《吳景超文集》，他說:「吳先生學識超人，為人正直，熱愛祖國，是我最敬愛的大學老師之一。」他的這種精神與情誼，使我們感動與汗顏，我們做子女的對父親著作的研讀太少了，我們決定試試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