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從初中一年級起，就按父母安排，離家住校學習。入大學時，父母都去參加土改，我們又自己選擇，先後離開清華園的家，到遠離北京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工程技術去了。
對父親從事的社會學和經濟學，我們可以說是不懂的。因此對於父親的學術思想的解讀，我們只能向社科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單位的社會學研究機構裡父親的生前好友、同事和學生們學習；並向許多青年專家、學者們請教。他們花了許多精力來研究父親吳景超的學術思想，寫出文章；開學術研討會，使我和哥哥能更好瞭解父親，認識父親，使他的一些理想和學術思想能繼續為國為民服務。我們也瞭解了我父親不論沉浮起落，一生「執著追求祖國民富國強」（全慰天）；努力「使社會學為國家服務的中國化」（雷潔瓊）以及理論聯繫實際的治學精神。「這種治學精神，我們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繼承下來」（費孝通）。我們深深地感謝他們。
我們感謝北大社會系袁方教授去美國時，取得了我父1928年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並由潘乃穆（我們少年時的朋友）和築生、郁林譯校而發表。在那時，父親就以大量實例和資料，深入探討了「由於東方人與西方人的會合，這個國家的各個民族在個人生活、社會關係和民族」關係方面顯示的後果。強調了『邊緣人』對東西文化交流和中國的社會改革起作積極而關鍵作用」。我們沒有調查，但能否在此順便探詢一下，父親是否是詳實描述美國「唐人街」和要求共贏的中國第一人呢？我們還要感謝清華大學張玲霞女士，她著的《清華校園文學論稿（1911-1949）》和《藤影荷聲清華校刊文選（1911-1949）》真是太好了，使我們瞭解了我們的前輩少年、青年時在清華學習、成長和教學的真實情況（包括我父親），和他們的人格和風采。許多情況是我們子女都不知道的，使我們非常感動，沉浸在回憶裡，久久不願放下這些書本。
我們感謝社科院的閻明博士，她撰寫的《社會學在中國》較客觀真實地反映了父親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等領域探求富國強民之路的一生。還有謝泳先生，他在〈吳景超的學術道路〉中感歎道，父親作為「一代知名學者」，「他的學術著作至今沒有重新出版。」這燃起了我們重新整理出版父親舊作的願望。另外，他的許多學生，至今還紀念他，如只聽過父親講課一學年的劉佳有先生，在《世界日報》著文〈有先見之明的吳景超〉，談到父親的一些學術思想和觀點，他總結說：「有過貢獻的思想者，人們心中是永遠銘記的。」
我們更感謝魏新武先生，他是研究社會保障方面的專家，編著有《社會保障世紀回眸》等著作，也是親耳恭聽過父親授課的尚于人世的少數學生之一了。他不顧80高齡，還出面協助編輯出版《吳景超文集》，他說:「吳先生學識超人，為人正直，熱愛祖國，是我最敬愛的大學老師之一。」他的這種精神與情誼，使我們感動與汗顏，我們做子女的對父親著作的研讀太少了，我們決定試試看！
鞠躬盡瘁，廉潔奉公，畢生致力探求國家富強之路
父親吳景超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終生致志探求中國富強之路，研究中國的問題，尋找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之途。他在美留學時就關心華人問題，畢業後即刻回國報效祖國的教育事業，在金陵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社會學。抗日戰爭前夕，他在「好人參政」的影響下從政在經濟部、戰時生產局參加抗日工作，在戰火中仍舊寫出了較有影響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明確了他救亡、富民、強國的理想。抗日勝利後，1947年，他又棄官回清華繼續講授社會學，繼續研究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途徑。
雷潔瓊先生曾回憶說：「吳景超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學者，在解放戰爭快要勝利的時候，他勸胡適不要走。應學生的邀請，我同他一起在燕京大學作報告，要我們談談對時局的看法。我記得他在那篇演講裡說，日本要來佔領北京的時候。我必須走，因為這是外國侵略我們，現在共產黨來了，是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無論怎麼樣，我何必要離開清華呢！我絕對不走！」人民大學全慰天教授對此事亦有深刻印象，他說：「在國民黨派飛機爭取接走一批知名教授的過程中，吳景超始終拒絕南下和到美國去。」我和哥哥亦記得這件事，那時國民黨拉攏不成，就威脅。還派戰機去清華低空飛行和扔炸彈呢！在這種情況下，那時還有人請我父親離開中國，去聯合國工作。但父親都拒絕了，他留下來，要親手參加建設自己的強大的祖國。
父親一生勤奮工作，從我記事起，我就很少看見他有休息日，星期日也是去市圖書館借書或作社會調查去了。他熱愛人民，為舊中國人民的疾苦面傷。他大聲呐喊「耕者有其田」；他厭惡舊社會的貪污腐敗和苛捐雜稅，著文抨擊「苛政猛於虎」。抗戰時為「官」清廉，他的清華同學梁實秋曾寫道：「景超徽州歙縣人，永遠是一襲灰布長袍，道貌岸然，循規蹈矩，刻苦用功。好讀史遷，故大家戲呼之為太史公。為文有法度，處事公私分明。供職經濟部所用郵票分置兩紙盒內，一供公事，一供私函，決不混淆。可見其為人之一斑。」梁實秋還在其散文〈廉〉中提到父親：「嘗對我說，每獲友人來書，率皆使公家信紙信封，心竊恥之。故雖細行不敢不勉。吾聞之肅然起敬。其立身行事確砥礪廉隅有如是者！」
重視調查研究的治學精神，科學嚴密的學習方法
父親很注重調查研究，將理論聯繫中國的實際。早在1928年，他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中就整理出大量調查結果和資料，至今被人引用。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到各地調查民間疾苦，有一次由於山路險曲，吉普車顛得一個車輪飛出，差點發生車禍，許多朋友都勸說他別去了，他也沒動搖，共調查了貴州、廣西、湖南、廣東和江西五省的災情。《劫後災黎》一書，以日記形式第一手記錄了日本侵華後災區的情況，根據調查的結果提出救濟災民的辦法，並表達了他反對戰爭，愛人民的情感。記得這部書還是母親一筆一畫替他抄於稿紙上的。他博覽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發展的歷史，又實地到美、英、法、德、瑞士、義大利等國考察，1937年他亦前往蘇聯作了考察研究。根據國外情況亦結合舊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歷程及中國的實際，對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經濟問題、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問題、教育制度問題等提出了許多有益建議和想法。
父親學習和工作效率極高，這主要因為他有一套科學的學習方法，較為人稱讚的是他的製作卡片的方法，還有報刊曾專門介紹過。他從年輕時就開始分門別類製作卡片，收集資料，每日不少於3000字，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著，因此他的卡片櫃就好似現在的資料庫、目錄庫、文字形文件一樣有用，曾有一位同志有一個難題找不到資料和資料、查了許多地方，也查不到，就來找我父親，我父只用三分鐘，從卡片櫃抽出幾張卡片看後就解決了問題。我們子女在自己的科研中也學習他的方法，雖不能堅持，亦得益不淺。我65歲開始自學電腦並建小庫，有一次不知何故，忽然硬碟燒壞，4年多的心血都丟失了，我心疼極了，這時我又想起，父親一生積累的卡片在「文革」中經數次抄家已全部散失，真是痛心。
堅持將社會學中國化，為人民服務
父親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亦存在發展中的問題，亦需要研究解決，應發展中國化的社會學。但1952年學校院系調整時，社會學系卻被撤銷了。1956年羅馬尼亞社會學者來中國訪問時，國家讓父親接待，當時談到蘇聯已恢復社會學，和國際社會學發展很快的情況。父親有感而發，在1957年1月在《新建設》雜誌發表〈社會學在中國還有地位嗎？〉，提出以歷史唯物論的知識來研究有關社會學的一些問題，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還是有用的。他還建議，社會學課程中可以利用歷史唯物論的原理，對資產階級社會學進行系統批判；同時也儘量吸收其中一些合理成分來豐富歷史唯物論；這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他繼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中國社會學向何處去！〉為中國化的社會學的發展而奔走。
在學習外國（蘇聯）經驗方面，他直言不諱反對照搬教條主義的學習方式，而是結合中國實際，學其精華，走中國的路。他認為完全照搬蘇聯道路不可取，並如閻明博士所述，「提出了一套工業化與社會建設理論，並進而探索出了一條融合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新路」。
在教學治校方面，父親以為「黨委領導學校這一原則是不可動搖的」，但他反對吃大鍋飯，而提倡黨委領導下的教授聘任制；對學校財務則應能監督，提建議作為黨委和行政的助手。
沒想到父親的這些努力，竟成為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重要原因。記得父親病故前不久我曾與他長談過幾次。我問他，為什麼在社會學撤銷多年後還去談中國社會學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對我說了原因，並告訴我這是「中宣部邀請我寫的」。我還問他：「在以學習蘇聯著稱的人民大學中，你為什麼要提反教條主義的意見？」他告訴我，他曾去過蘇聯調查，親自見過蘇聯肅反擴大化的情景，他希望中國建設中國化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照搬蘇聯教條主義的學習方式。如他認為蘇聯編制五年計畫的過程中完全忽視了「消費者的主權」。「這樣，想提高人民生活到最高水準那是做不到的。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應該改革。不應照搬。否則會出危險的。」歷史發展和現在的事實已證明了我父親當時意見的正確性和預見性。
雖遭受誤解打擊仍堅持真理，言人所言
父親一直是無黨派人士，院校調整時，在黨組織的幫助下，認為中國共產黨通過各民主黨派團結教育各種人士，為更好接受黨的教育，在1952年經潘光旦教授、費孝通教授介紹，加人了民盟。他曾對我們說：「1957年6月6日的會，是民盟中央召開的座談會，因向黨提意見，會上有共產黨員參加，有會議記錄，不是什麼只有『右派』六教授開的陰謀會。」他還說，在那次會議上，他對一些人發言也有不同意見，但只說了「你們不要這麼說！」這句話，後來也被上綱上線為「別人要跳，你不讓跳，你是『章羅聯盟』的謀士」。
這些事實，在當時我聽後很是震動。卻不能說。父親病重故去前，還對我說過：「你們放心！我的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祖國和人民的事！」我們只能在後來，才為我們的父親向組織作了申訴。
父親反右後經受撤職、降級、停止教學工作的對待。他雖遭受誤解打擊。仍堅持真理，如他的英、德、法語很好，解放後又自學了俄語，對漢史亦有研究（他收藏有大量古籍，全套的《四部叢刊》就有約8000餘本），許多同志勸他搞翻譯及研究歷史，比較無風險，但他認為愛祖國就要面對現實，不能回避矛盾，除做好交給的翻譯工作外，仍應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問題。他後來為人民大學等做了大量翻譯工作。我們還親眼看見過表彰他翻譯快速，品質優秀的證明。
在反右後，他仍勇於在全國政協會上提出提案，如60年代他就提出了在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應搞活地方經濟、區域經濟等。在學術研究中，從未見他出爾反爾始終堅持真理。他認為對國家有利之事，「雖千萬人吾往矣」。正如家兄吳清俊給我的信中所說：「縱觀父親一生，解放後能言人不敢言者三，實為難得可貴：（1）當中國人口冒生，出現大災難時，敢以國為本，力主人口新論，實是一次敢言人之不敢言者。（2）當全國教改砍掉社會學系，敢以執政為民。力主社會學可為新中國所用，為建國之所需，又一次敢言人所不敢言者。（3）當國內一邊倒，要搞計劃經濟，不要市場經濟反對西化，家父經過深入調查，細緻學習，力主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舉的建國道路，主張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融合，也是為國為民而提出的主張，一切以事實為依據，一切為民為國。」父親一輩子說真話，說實話，不昧良心；他真是為祖國獻出了光明磊落的一生。
1980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決定給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摘帽平反。
家庭中的民主、謙虛與和睦氣氛，學校中對學生的熱愛
我們家庭和睦，從沒見過父母爭吵。記得在我16歲時，父親就召開了家庭民主會，還請其他教授參加，記得有住勝因院的孫國華教授等，徵求我們對他的意見，以便改進。有一次，在解放初期，他參加土改回京時，把自己的衣服、被褥都送給了農民以表他對人民之心，我和哥哥除表揚他濟貧的行為是好的以外，還向他宣傳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單個人濟貧解決不了農民的貧窮，需要依靠黨和國家等大道理。現在回憶起來很是有趣和可笑的，我們這些小孩，當時就敢向社會學家的父親講述解決社會問題的大道理呢。
父親是最熱愛學生，關心學生的老師。青年學生和朋友來請教，他總是熱心幫助，解答難點，教授學習方法，使他們滿意而去。當時清華社會學系有一個師生聯誼的社團「社會之家」，家長是潘光旦教授，社會之家有時在系裡開會，有時在各教授家聚會，老師愛學生，學生尊老師，氣氛極好。我還記得有一次學生在我家聚會時，我也參加了，會上讓我母親表演唱歌，母親站起來就大大方方地唱起來，我當時反而覺得很不好意思，抱頭捂耳跑出屋去了。當年的學生張正明（五二級）曾回憶道：「有時社會之家舉行聯歡活動，師生錯雜，笑語歡騰。吳景超先生和龔業雅先生夫婦相敬如賓，在清華是眾所周知的。學生要吳先生說一個笑話，吳先生慨然應命，說了一個怕老婆的故事，全場為之大噱，龔先生也笑得前仰後合。這樣的社會之家能不令人懷念嗎？」
在「文革」期間，父親已到肝癌晚期時，仍有不少人來家裡調查從前學生的情況。我當時在家，就對父親說：「你自己都病成這樣子了，還受批判，你還為別人證明什麼？」父親回答說：「一二·九」運動時，很多進步學生被捕入獄，我當時兼任清華教務長，是我代表清華營救他們出獄的，現在我不出來為他們證明，那他們不是又會被傷害嗎？我一定要為他們證明。」父親就是這樣關心他的學生的。就在1968年5月7日那天下午，他說話已很困難，還最後一次為當年的入獄學生證明了清白，當晚他就離我們走了。
父親已逝世36年了，他在反右和「文革」期間所受的對待，我們不願回憶和描述，因為這不是他的性格。我們的父親不是完人，他也是一分為二，有缺點的，但他愛國家、愛人民的思想，他的實事求是、重視調查研究的治學風範，他的勤奮工作、廉潔奉公、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品格，他對青年的熱愛和民主的作風，他為建設富強的祖國而終身奮鬥的精神，是應當肯定和發揚的。（改定於2004年）
＊作者吳清可（1933—2008），吳景超之女， 1957年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曾經是中國機械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級高工師，國務院津貼獲得者，曾為遠東、大洋洲斷裂學會委員，個人業績曾入編《中國工程師名人大全》、《中國專家大辭典》《中國專家人名辭典》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