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盡瘁，廉潔奉公，畢生致力探求國家富強之路
父親吳景超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終生致志探求中國富強之路，研究中國的問題，尋找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之途。他在美留學時就關心華人問題，畢業後即刻回國報效祖國的教育事業，在金陵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社會學。抗日戰爭前夕，他在「好人參政」的影響下從政在經濟部、戰時生產局參加抗日工作，在戰火中仍舊寫出了較有影響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明確了他救亡、富民、強國的理想。抗日勝利後，1947年，他又棄官回清華繼續講授社會學，繼續研究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途徑。
雷潔瓊先生曾回憶說：「吳景超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學者，在解放戰爭快要勝利的時候，他勸胡適不要走。應學生的邀請，我同他一起在燕京大學作報告，要我們談談對時局的看法。我記得他在那篇演講裡說，日本要來佔領北京的時候。我必須走，因為這是外國侵略我們，現在共產黨來了，是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無論怎麼樣，我何必要離開清華呢！我絕對不走！」人民大學全慰天教授對此事亦有深刻印象，他說：「在國民黨派飛機爭取接走一批知名教授的過程中，吳景超始終拒絕南下和到美國去。」我和哥哥亦記得這件事，那時國民黨拉攏不成，就威脅。還派戰機去清華低空飛行和扔炸彈呢！在這種情況下，那時還有人請我父親離開中國，去聯合國工作。但父親都拒絕了，他留下來，要親手參加建設自己的強大的祖國。
父親一生勤奮工作，從我記事起，我就很少看見他有休息日，星期日也是去市圖書館借書或作社會調查去了。他熱愛人民，為舊中國人民的疾苦面傷。他大聲呐喊「耕者有其田」；他厭惡舊社會的貪污腐敗和苛捐雜稅，著文抨擊「苛政猛於虎」。抗戰時為「官」清廉，他的清華同學梁實秋曾寫道：「景超徽州歙縣人，永遠是一襲灰布長袍，道貌岸然，循規蹈矩，刻苦用功。好讀史遷，故大家戲呼之為太史公。為文有法度，處事公私分明。供職經濟部所用郵票分置兩紙盒內，一供公事，一供私函，決不混淆。可見其為人之一斑。」梁實秋還在其散文〈廉〉中提到父親：「嘗對我說，每獲友人來書，率皆使公家信紙信封，心竊恥之。故雖細行不敢不勉。吾聞之肅然起敬。其立身行事確砥礪廉隅有如是者！」
重視調查研究的治學精神，科學嚴密的學習方法
父親很注重調查研究，將理論聯繫中國的實際。早在1928年，他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中就整理出大量調查結果和資料，至今被人引用。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到各地調查民間疾苦，有一次由於山路險曲，吉普車顛得一個車輪飛出，差點發生車禍，許多朋友都勸說他別去了，他也沒動搖，共調查了貴州、廣西、湖南、廣東和江西五省的災情。《劫後災黎》一書，以日記形式第一手記錄了日本侵華後災區的情況，根據調查的結果提出救濟災民的辦法，並表達了他反對戰爭，愛人民的情感。記得這部書還是母親一筆一畫替他抄於稿紙上的。他博覽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發展的歷史，又實地到美、英、法、德、瑞士、義大利等國考察，1937年他亦前往蘇聯作了考察研究。根據國外情況亦結合舊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歷程及中國的實際，對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經濟問題、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問題、教育制度問題等提出了許多有益建議和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