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美‧伊利約（Duong Van Mai Elliot，譯音）在她的北方家族史作品《神聖柳樹》（The Sacred Willow）一書中，有一段談到她的曾祖父當年年紀輕輕、還是官場新秀時，面對法國征服引發的劇變。作者是否真能洞察她曾祖父內心深處的感受，雖說令人不無疑慮，但楊文美寫的，確實是當年幾十名地方大員必須做成的艱難決定：
我的曾祖父在一八八三年榮登金榜，成為河東省令尹，當法國於一八八四年握牢在北方的控制權時，他的仕途之路展開未久。他終於達到他多年奮鬥、極力爭取的目標。偏命運弄人，在任官不過幾個月以後，朝廷喪失獨立，出人頭地的喜悅也蒙上陰影。他在任上留了三年，但他的心始終不在上面。他以母親病重為藉口，於一八八六年提出辭呈。這是他在職涯中多次辭官的第一次。儘管他一再被迫重返政府任職，或出於無法拒絕的官方徵召，或出於家庭沉重的財務負擔逼迫，或認為自己可以在國家需要他的時候為國家做點什麼，我的曾祖父每次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直到他退休，終其一生，他始終就在當年學者所謂「進」與「退」兩者之間掙扎。身為科舉出身、受過為朝廷與國家服務訓練的他，應該冒著被冠上與法國人串通的汙名之險，加入政府工作？還是說為保名譽無損，儘管出來為官或許能為國為民做一些事，他仍應該抽身政務之外？他還必須為學者們視為人生核心價值的忠誠議題掙扎。他能將對朝廷的忠誠，與對控制朝廷的法國人的忠誠分割，而選擇「進」路？身為官員的他，能在忠於人民、忠於人民福祉的同時，卻不為法國人牟利？
想了解越南人與法國人的合作，還得考慮其他一些理由。越人的政治忠誠許多世紀以來一直呈現分割狀態。嘉隆在一八○二年統一這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時，將曾在鄭主與黎朝任官的官員邊緣化。一些遭邊緣化的精英，由於在法國對阮朝的戰爭中協助或不反對法國人，這時發現他們有機會在法國統治下重拾影響力，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原在北方任官的黃高啟就是例證。他以自己的知識、人脈關係，與民兵、與法國合作，配合法國在十九世紀末年展開「綏靖」行動。法國也對他酬庸有加，將他一路晉升到東京經略大使的高位。若不是法軍占領，黃高啟家族絕不可能在二十世紀成為力能呼風喚雨的政治勢力。此外，許多生活在中央高地的非越民族也發現，若能與法國合作，他們有機會保護自己，掙脫越人幾百年來的殖民束縛，建造一個獨立的新未來。一名孟族人因痛恨阮朝自一八三○年代以來對孟族的高壓殖民統治，而於一八八八年背叛咸宜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