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合作與選擇
殖民地合作是一種複雜又非常敏感的現象──而且不僅是在越南如此而已。我們在之前的越南歷史上，談到中國在越南的千年統治，以及越南本身的殖民擴張，都曾遭遇這類問題。在戰時，我們還會碰上它。葛洛斯（Jan Gross）在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殖民地合作時說，這種合作幾乎千篇一律，總是「占領當局驅動」的，征服者迫使被征服者接受條件，否則使用優勢軍事武力，從而建立合作，並透過合作架構進行治理，對地方性選項、忠誠以及各式各樣社會與政治關係造成深遠衝擊。它可能意指為了在艱難且性命交關的情勢中生存，不得不與占領當局合作：值此困苦之秋，被征服者必須考慮養育、照顧心愛的家人，而且還往往不得不在違背本身意識形態的情況下這麼做。
其次，如本書前文所述，征服者由於強迫造成改朝換代，為原本遭到邊緣化的族群提供了政治與社會的晉身階。無論出於有意或無心，新占領當局往往重燃蟄伏已久的爭議，以新方式使原已存在的社會政治緊張情勢更形惡化。最後，合作從來不會靜止不動；占領當局實力減弱、外力干預的可能性增加、或國際勢力變化消長等等，都會造成合作的變化。而每在變化出現時，與占領當局合作以及與之對抗的策略，也隨之改變。當然，這其中也有不少人純以自利為目的而與占領當局合作。二戰時期的法國有這樣的人，世界史上處處可見這樣的人，越南也不例外。
不過，並非所有留下來、在法國占領當局下工作的農民、官吏，甚或那些留下來的王，在一開始都是叛徒。再怎麼說，他們都是被征服的人。法國人壟斷了現代暴力使用手段，而且使用起來毫不猶豫。在本書第二章中，皮耶‧洛蒂描述的那場一八八三年順安大屠殺並非孤立事件。有鑒於這場戰役一面倒的特性，大南軍的迅速潰敗，讓平民百姓只有幾個選擇：或與占領當局合作，或撤入山區，否則可能遭遇身體上的重創。無論是精英與平民百姓都有人反抗（如前文談到的張廷）。但法軍與他們的越南盟友往往以極端暴力對付反抗，完全不考慮這些暴力可能對人命、財物或人民生計造成的影響，一把火將反抗者的村落與寺廟燒成平地。至於那些困在戰火夾擊下的男子、婦女與兒童，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只能聽天由命了。在十九世紀末的法軍攻擊結束後，里歐培‧卡德耶（Léopold Cadière）神父根據劫後餘生鄉間貧農的口述，寫出他們的困苦，令讀者為之鼻酸：
那些住在鄉下的窮人，那些農民、漁民、伐木工，那些靠森林維持生計的人，活得多痛苦，命運又多麼令人憐憫！夾在叛軍與我們的軍隊之間，他們不知何去何從。我們聽說，金祿市市長「會有很長一段時間看不到他的村子」。他是不是就因為沒有提供我們要的情報，而遭槍殺或下獄關幾個月？他的案子是典型範例。撇開國家情感不計，大批可憐的安南人都是時事犧牲品，而他是他們的代表。在我方哨戒人員看來，這些人裡面當然有叛徒、有叛軍、有敵人。但其中也有許多人只因為恐懼而行動或拒絕行動，也有許多人所以什麼都不說，只因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