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亞子有兩枚印章，不但引人注目，以後還生出是非，說來話長。一枚的印文是：「兄事史達林，弟畜毛澤東。」典出《史記・季布傳》，其意是說能以敬佩和愛護的態度事主。另一枚的印文是：「前身禰正平，後身王爾德；大兒史達林，小兒毛澤東。」這裡大兒、小兒的「兒」，乃「孺子」、「男兒」之意。鄒容在他的《革命軍》一書裡，也用「大兒華盛頓」、「小兒拿破崙」的句子，柳亞子在這裡用以表示對西方兩個傑出人物的尊崇。
中國人既不善對偉人以平等精神稱兄道弟，也缺乏歷史知識和文字修養，所以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這兩枚印章都感到難以接受，甚至引起誤解和責難。令人沒有想到的是「文革」中，所謂博古通今的康生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看到印章的印文，竟接連三次批文，大罵柳亞子「反動之極」，印章也隨即被毀。慶幸的是柳亞子本人死在五十年代，免遭厄運。
這種真性情使他不但「自負」，還表現為「不滿」。要命的是它們竟以牢騷的方式體現出來，而且牢騷不斷。國民黨當權，有牢騷；共產黨掌權，也有牢騷。這就是說柳亞子的牢騷並非是政治立場所致，而是個性中一貫的反抗精神，當然，牢騷也與自我評價相關。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從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談起〉。文中寫道：
「對於中共，做它的朋友，我雙手贊成。但要我做尾巴，我是不來的。老實講，我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何況其他。」
又說：「我自信我有科學的預見，並不在毛先生之下。」
這些話太嚇人，特別不適合大陸人看到，所以文章一直沒有公開發表。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柳亞子在《華商報》以「新的開始」為題發表談話。他說：
「兩年前，毛澤東先生在重慶的時候對我講過一番，勸我不要天真地樂觀。他說過：『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不相信，便把他的話倒了過來，對他講道：『照我看來，應該這樣講，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吧！』他微笑不言。」
顯而易見，非要把毛公的話倒過來，恐怕這也是在展示自己的高明。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柳亞子、宋雲彬等幾十個知名人士應中共中央的邀請，從香港啟程，一路經過煙臺、濟南、滄州等地抵達北京。一路上他們興高采烈，作詩、打牌，有的還唱崑曲。柳亞子也是處在興奮狀態。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歡迎大會上致答辭。哪怕是主人家沒有安排，他也要站出來講話。講話的末尾還要高呼：
「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打倒美帝國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