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關於整風問題的講話。講者說：今後在中國，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中共和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個在總結了史達林錯誤的背景下發表的談話，著實讓父親興奮異常。他說：「老毛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學的，雖是矛盾的延續，但是有其創造性。這個概念還是一把時代的鑰匙，運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後，父親的興奮立即轉化為動力，起勁地去到農工中央和民盟中央做報告，玩命地組織參加各種座談會，以幫助整風。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積極，羅隆基也積極，史良也沒落後。那個有名的「六六六」教授會議，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親和史良主持，有曾昭倫、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六位教授參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開的。會上，他們一個個頭冒傻氣，替我們的中國共產黨擔心著急，生怕大鳴大放在青年學生中搞出亂子。此時如果誰用刀子把他們的胸膛剖開看一看，我想裡面裝的都是不遜色於工農兵的顆顆紅心。最後，父親提出大家應該去見周恩來、彭真、康生、李維漢，反映情況。當晚，熱情而焦急的史良見到了周恩來，便把情況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國務院開會，父親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見到父親就說：「前一天晚上我已和總理談了，可總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這個機會，再和總理談一談。」
會上，父親寫了個條子給周恩來，說明眼下的情況嚴重，民盟的同志反映問題的態度很誠懇。周恩來看了條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輩子的父親，也不想想藏在這「不置可否」的後面是個啥東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讀後，父親傻眼了。氣不順、想不通的他，想找個人說叨說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當晚就找上門去。而此時此刻的史良，或許由於長期以律師為業，在判斷問題上要比父親理性得多，或許已有人指點迷津，替她撥正了船頭。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覺得前幾天儲安平的「黨天下」的發言問題嚴重，已經超出了被容許的界限。所以，為了自己、也為了父親，趁著這個單獨會面的機會，她要問個明白：「伯鈞，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先和你商量過沒有？」
父親答：「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
史良的問話，未能引起父親的警覺，卻引發出他對現實的不滿，針對中共的做法，又大發議論。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裡的話統統倒出來，父親覺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親關切地問：「你和史良談得怎麼樣？」
